司马迁史记读后感字

　　史记读后感3000字
　　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鑑》）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读者若拿这段话去对比一下苏建评卫青的话，所谓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将军传》赞引），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
　　汉代以后，卫将军只见称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乘，而无闻于民间。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诵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块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西晋壁画砖（图一），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其人。
　　看见李将军，我就想到了司马迁，想到了史学中的文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