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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往事

每逢我和五姐聚到一起聊天时,经常会谈起父亲的许多往事。虽然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遗憾的是,父亲在世那些年代农村生活非常艰苦,他从未去过一次照相馆,连一张相片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年来,我很想用画笔把他的容貌勾画出来,可惜我没有这方面的特长,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我还是不甘罢休,清明节前特作此篇,以做为我对父亲的缅怀和纪念。

出生何庙,“中”字辈

我的父亲名叫党长现,生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卒于一九七八年农历八月初六,享年五十九岁。父亲出生在何庙村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三人,排行老三。祖父党元卿,曾祖父名讳不详。听父亲说过,何庙党姓是清中期从大冯营姬党柳庄迁来的。

庙村,位于社旗县城南15里。传说早在东汉时已经建村。村内有一座大庙,大庙的名称有两个传说。一是说因为庙主持姓何,所有大家称其为何庙;二是说庙东南角有一座何娘娘坟,所有大家称其旁边的大庙为何庙。随之,人们就将何庙所在的村庄称为何庙,我小时候叫何庙大队。何庙村是方圆几十里最大的村庄,从东南到西北长约三、四里。每年三月二十八庙会是何庙村最热闹的时候。传说,解放前每年庙会持续半月之久,一到赶会时,何庙村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玩猴的、斗鸡的,大戏连台,炸油馍、卖农具,生意兴隆。何庙村居住有十几个姓氏,贾家、姬家是村里的大户。党姓仅有两家,都是由姬党柳庄迁来,父亲一家便是其中之一。

虽然父亲名字叫长现,但并非“长”字辈,按照《中华党氏大宗谱<三翁堂家谱>》辈分排序他应为“中”字辈。

三翁堂,是豫南南阳、驻马店、许昌三市大部分党姓人的“堂号”。因其始祖为兄弟三人,故于2012年在唐河县举行的第一届党氏家族代表大会上,由我提议将堂号取名为“三翁堂”。唐河县十八里党村清同治十一年碑文和泌阳县瓦屋庄清乾隆五十年《党氏家谱》上记载,始祖兄弟三人元朝末年自陕西迁居唐邑,至今已有640余年,繁衍子孙25代有余。辈分从清初开始为“克振景宗群,心五中元长,青春发祥太,纪广兆文明,全宪国大华,江海永世恒”。因曾祖父之前,我家就在何庙村居住,历经从唐河县栗里迁到大冯营姬党柳庄,再到何庙村的迁徙过程,到曾祖父时他对家族辈分已经不太清楚,故他在给我祖父起名时,以为是元字辈,故将祖父起名元卿,将父亲取名长现。2012年编修《三翁堂家谱》时,我们经过与姬党柳庄和栗里的辈分核对,父亲的辈分应为“中”字辈。

遭灾荒,泰和寨求生

1942年7月至1943年春,旱魃肆虐河南,河南省111个县中有96个县受灾,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大约100至300万人死于饥饿和饥荒引起的疾病,另有约300万人逃离河南。这场旱灾,老百姓称谓“三十一年年成”。宛东地区是当时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连续两年遭遇大旱,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十家有九家揭不开锅盖,连吃糠腌菜都上顿不接下顿。男女老少各个饥寒交迫,因为缺乏营养而导致全身浮肿,几乎天天都有人饿死、病死。当时父亲一家,有他老父老母、哥嫂、侄女、侄子和他,他们和本村其他家庭一样,连吃糠野菜也没有,草根、树皮、牛粪、大雁屎几乎能吃的都用来充饥,随时都有被饿死的可能。村里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逃慌要饭,不少人饿死途中,沟死沟埋,路死路埋。当时父亲23岁,为求一家活命,也想办法出外谋生。由于泰和寨南小弋庄有他的四叔家,四叔有个康姓好友与泰和寨大户李子炎熟悉,在他四叔的撮合下,把我父亲介绍给了李子炎家当上了“长工”,算是暂时有了干活、吃饭之处。

泰和寨,位于社旗县城东南50里,唐河东岸,现为社旗县太和镇政府所在地。泰和寨有一大户人家姓李,寨里有一座泰和楼,是早先驰名豫西南的蔚文中学。蔚文中学为李姓大户蒙裔李文秀的十七世孙李子炎所创建。清朝中叶,李子炎先祖迁至此地安家,历经五世,田产过万。晚清至民国,世代为官。为防匪防盗,兴建砖石结构寨墙一圈,取安泰祥和之意,命名泰和寨。李子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受教育救国思想影响,1939年捐地4000余亩作为办学资金,先建7间楼,又倾巨资创建教学楼,办起高中。取其父“名蔚如,字文炳”之首字为校名,曰“蔚文中学”,李子炎自任校长,请名师高才任教。蔚文中学招生是择优录取,无论贫富,不少贫苦农家子弟在此得以接受教育。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民国元老于右任曾为其题写校名匾额。泰和楼古朴典雅,兼具欧式风格,中西合璧。当地称转楼,也称洋楼。目前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父亲在李家当长工,因其诚实、勤劳而深受东家信任,一年打工下来,省吃俭用,除了自己吃住之外,还节约下来一石粮食,送回家中补给了父母。因此,那场天灾父亲一家人才得以勉强度日,幸免饿死。

红庙郝家女为妻

父亲25岁结婚,娶红庙村郝家女为妻,即我的母亲。母亲名德兰,贤惠善良,享年80岁。父母生养我们三男三女六个兄妹。我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我是老小。

庙村,位于社旗县城东20里,现属于郝寨镇管辖。红庙村主要有郝姓、陈姓居住。听母亲说过,外祖父名叫郝红昌,身材魁梧,一表人才,娶北乡(具体地址不详)大户人家女儿。生一男一女,老大即我的母亲,其下有一弟弟。解放前,外祖母长年患病痛苦难忍,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不得已靠吸“大烟”减轻痛苦。“大烟”学名罂粟,又叫鸦片,俗称大烟,源于罂粟植物蒴果,其所含主要生物碱是吗啡。鸦片因产地不同,呈黑色或褐色;有氨味或陈旧尿味,味苦,气味强烈。生鸦片经烧煮和发酵,可制成精制鸦片,呈棕色或金黄色。吸食时散发香甜气味。鸦片最初是作为药用,主要用于镇咳、止泻等。由于有成隐性,1813年8月5日,中国严禁贩食鸦片。吸食鸦片的基本工具有烟签、烟灯和烟枪等,一般是将生鸦片用锅在文火上熬成可以用烟签挑起来的膏状物,即熟鸦片,再通过烟枪吸进呼吸道。初次吸食鸦片,并不都是有快乐感,相反还有难受的感觉,例如恶心、呕吐、头昏、乏力、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视物模糊,甚至有焦虑等,但此种难受感经几次吸食后逐渐出现了欣快感,或者两者并存,如此反复后,鸦片的依赖性已经产生了。一旦不再服用,便出现使人更加难受的戒断症状。由于外祖父长期帮助外祖母吸大烟,两人都形成了大烟瘾。大烟膏是稀有物品,价格昂贵,两人天天吸食,不久便花费完了家中所有积蓄,家境每况日下,日子难以维持,以至于后来将土地全部买尽,如此也没有挽救回外祖母的生命。外祖母去世后,外祖父为求生计,不得已将女儿早早(17岁)嫁人,撇下了年幼的儿子,自己去当了“壮丁”。外祖父走后,一直下落不明。舅舅生活上虽然得到了我父亲的接济,但后来患上了精神疾病,30多岁离开了人世。

遭飞机轰炸,幸免遇难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了中国东北。此后,日本又相继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军事事端。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随即全面爆发。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的“对外必须先安内”政策,抗日不力,导致日军几乎侵略大半个中国。侵略者每到一处,烧光、杀光、抢光。194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1944年的方针》。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相继发起春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抗战形势发生转变,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1944年秋,日本鬼子像秋后的蚂蚱,自知已经蹦炸不了几天了。但是他们的野性仍不减弱,飞机到处狂轰滥炸,无辜百姓家庭饱受着妻离子散之痛。一天,父亲正在东北地砍苞谷,忽然听见天空嗡嗡巨响,接着就看见飞机乱飞,狂轰乱炸。正在地里秋收的乡亲们个个吓得不知所错。当时,母亲抱着我的大姐也在地里。每逢母亲回忆时还心有余悸,庆幸大姐当时还不满周岁,也知道不哭不闹,不敢出声。这次轰炸,何庙村有3个村民被活活炸死,父母等其他村民幸免遇难。

解放南阳,参加土改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政府撕掉停止内战协议,国、共两党的军队在中原地区(湖北、河南交界)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1947年7月,驻扎在南阳的解放军开始向敌后进军,大量歼敌,扩大并巩固了根据地,壮大了人民武装。此时父亲光荣的参加了民兵。1948年11月4日下午,在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下,国民党南阳守敌头领王凌云弃城南逃,解放军当即占领了南阳,宣布了南阳正式解放。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共中央决定,从1950年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在全国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农村广泛展开。主要政策:一是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二是《土地改革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此外,对小土地出租者也采取了保护的政策,不征收其出租的土地。三是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四是为了深入地发动群众,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会,组织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开展斗争,建立了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在土改中,对于地主分子,除个别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予以镇压外,都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当时,何庙村隶属南阳县桥头区,父亲任桥头区农会代表主任。他带领贫下中农积极落实党的土改政策,使广大农民有了房住、有了田种、有了饭吃。那时,他秉公办事,除了贫下中农得到了实惠对他感谢之外,地主富农也都留有房住和田耕,对他也没有多少怨恨。父亲家原是地主的佃户,分到了王家三间瓦房,后来两家还一直保持着来往关系。我记事时还听父亲说过,我家院墙南面的空场是土改后王十三家住过的地方,后来王十三的儿子王书长到唐河县工作,传说是“县长”什么的,父亲也不清楚。

弃官务农,当技术能手

经历过58年“大跃进”和60年“吃食堂饭”的人,才能真正体会温饱的重要性。1960年,父亲兄弟俩分了家。父亲一家五口,三个子女年龄都很小,饥饿中熬过了“食堂饭”和三年自然灾害,他们和各家各户一样渴望着有个好收成,能够填饱肚子。当时,父亲长年在外工作忙碌,母亲身小力薄,一人在家又要领养子女,又要纺织、耕田,夫妻两人里外不能兼顾。父亲为了给母亲分担家务,种好地多打粮食,养育好子女。于是辞去了公职,开始了回家种田养家糊口的生活。父亲辞官回家后,勤勤恳恳,练就了一身娴熟的劳动本领。小时候,我清楚的记得,我们十队40多户人家200余人,劳力们每天上工干活采用计工分制度,一天两晌同样的干活时间,计分多少却有所不同,按技术等级有8分、9分、10分、13分之分。由于我父亲和其他五、六个人技术等级最高,属于特殊等级,一天13分。豫剧朝阳沟里说“农村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着”,实事上并没有那么简单,犁地、靶地、槳地、跺麦秸垛、扬场,这些都属于技术活,一个生产队也只有五、六个人会做,父亲是这其中的一个。他精益求精的劳动态度,熟练的技术本领,大家一致把他当作榜样。因父亲曾任桥头区农会主任,名字又叫长现,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老县(现的谐音)长。”上地干活时应该咋干,都说“听老县长的”。

坚韧不拔,双手盖起三间瓦房

父亲身材不到一米七十,但他身强力壮,50多岁时还能右肩扛、左腋携两麻袋粮食,跨越一米高墙头。1978年,父亲去世时我才十五岁,我对他的了解并不算太多。但我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勤劳。父亲的作息时间很有规律,每天天不亮起床,背起箩头到村边树林拾粪,拾粪回来天刚亮,又拿起埽束打扫庭院卫生,然后再去水井打水把水缸灌得满满的,等天亮“上工”钟声响时,他总是第一个上地劳动。那时家里没有时钟,大概是八点左右放工回家时,父亲都会背回一捆青草,用来喂猪、喂羊。父亲很会料理家务,房前屋后种很多枣树、桃树,小菜园种有很多时令蔬菜,养鸡、养猪,小日子过的还算殷实。1974年,长子遂安成家后,虽然在县城工作不经常在家居住,但每逢星期天回家看望父亲时,我家仅有的两间房子已不能满足全家人需要。父亲看到这里后,就开始了修房建屋行动。他和四姐两人每天起早贪黑、放工后加班加点,从刨土、和泥、磕砖胚、烧砖、烧瓦做起,三个月时间备齐了盖房用的“万砖万瓦”,来年盖成了三间起脊瓦房和一间灶火屋。那时,不管谁家盖房子都拚的是笨力,不少家庭三间瓦房盖起来都要累的一场大病。父亲和四姐累的咋样?我不清楚。我只知道自己稍有的一些感受。一天傍晚,父亲、四姐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刚刚把晒干的砖坯摞好,突然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冒着大雨用塑料单、包谷杆盖了又盖,最后一架砖坯还是被大雨淋坏了大半。此时我的心情真的是难于言表。我知道,别人家族人多、劳力多,而我家只有父亲和四姐两个劳力干活,淋坏的砖坯再重新制作一遍,至少还要半个多月时间。这时,我想哭、想骂,想给父亲一些安慰。可是再看看父亲,他二话没说,只是又等天晴后将淋坏的砖坯再和成泥巴,重新做了一遍。

工人媳妇,给老党家长脸

    我哥是何庙村三个“老三届”高中生之一,他1965年南阳三高毕业时,不幸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失去了考大学机会。回家后,先在大刘庄小学代课,后来转正调到后河县初中教学,是何庙少有的吃商品粮人。1976年与我嫂子认识,通过交往两人定下了终身。嫂子在县化肥厂上班。当时的化肥厂,是社旗县几个大型国有企业之一,工人们八小时工时制,按月发工资、发粮票、住职工宿舍,厂里有食堂凭票就餐,茶炉、浴池免费开放。在那里上班的都是各乡推荐的品学兼优青年,他们上班时身穿蓝色工作服,脚穿蓝色网球鞋,手戴白色线手套,个个英姿焕发,青春靓丽,不管走到哪里一说是化肥厂的工人,都会让人羡慕不已。父亲和母亲得知我哥谈个化肥厂媳妇那天,高兴的一夜没有睡好觉。每当与邻居们闲谈时,不自觉的音调提高了一度。为她们操办婚事前,父母两人提前忙绿了一个多月,请木匠做了一个新床、一个板箱,父亲自己动手用报纸给新房搭了顶棚,母亲邀请邻居帮忙,用早已织好的被里被面装了两套新被褥。办婚事那天,院里搭起了帆布帐篷,摆了十几桌酒席,请来了老亲旧眷、邻里朋友,共同庆贺。最为我家长脸的是,那天前来祝贺的有来自县初中、化肥厂的30多个男女青年,他们骑着自行车从东公路到村口排成一字形队伍,送来了穿衣镜、洗脸盆、茶瓶、茶杯等时尚礼品。那时,农村娶媳妇,邻里朋友祝贺礼金只不过1块钱,最多2块钱,还没有送礼品的,何况是穿衣镜?农村人连见都没有见过。的确让大家长了眼,给老党家长了脸。

爱家人,培养子女成栋梁

父亲对家人爱护有加。记得我五、六岁那年,母亲整日里咳嗽、发烧、不想吃饭。父亲急忙领着母亲到邻居姬医生家看病。姬医生与我家一个生产队,是个老中医以针灸治病为专长,大家都叫他“扎针先儿”。姬医生仔细为我母亲诊断后说“得的是肺结核”。肺结核病是由于体弱、上期劳累后感染了结核杆菌引起的,主要表现可以有咳嗽、咳痰、低热、乏力、食欲不振,病久可出现消瘦,肺组织破坏重时会出现咯血,弄不好肺结核就会要去人命。七十年代还没有特效药物,结核病病死率很高。更何况农村缺医少药。姬医生无奈的又说“我也没办法,长现你再找别人想一想法儿吧”。父亲听到耳内,急在心里,于是他去青台、上店街(赊店街简称),多方寻医问药,给母亲看病。后来得知“东北山”鱼腥草可以治疗肺结核,但效果咋样,也不好说。父亲得知后,总算有了希望,他二话没说,第二天一大早便拉着架子车去了离家百里之外的“东北山”。几天后,父亲终于回来了,拉回了两麻袋鱼腥草。他每天精心的煎药、熬药、亲手喂母亲喝药---,一年后,母亲的病奇迹般的好了。

我上一年级那年寒假,不小心左小腿摔成了骨折,父亲得知后连夜冒着大雪抬我到穆庄找医生看病。精心护理我一个多月,等到我能走路了他才放心。

父亲没有上过学,但他在太和镇“扛长工”时有所耳闻目染。太和镇李子炎特别重视教育,家里办有学堂。父亲在那里“扛长工”受到了一定感染,他自学悟性很好,能读书看报、算账打算盘。同时父亲深知读书对孩子成长的重要。当时,农村人比较愚昧,很少有人家鼓励儿女上学,很多家小孩没有上学,仅有少数上到“高小”就辍学在家放羊、干农活了。而我父亲却不然,吃罢饭就催我们去上学,放学在家他也很少让我们干活,一有空就催我们“写字”。我大姐在源潭镇上学期间,父亲又接又送;我哥在南阳三高上学时,父亲拉着架子车给他送红薯、黑窝头,了解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为求减少花消,100多里路程,他一天跑个来回。在他的关心和督促下,我大姐初中毕业,先是当了妇女队长,后来在社旗三小当了小学教师;我哥一九六五年南阳三高毕业,当了教师,七八年高考名列全县第二升入大学,后成为南阳市政协干部;五姐小学、初中学习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直至高中毕业;我于七八年参加中招,成为当年全县考入中专的十个人之一。

爱憎分明,虽死犹荣

    父亲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他的眼里容不进半粒沙子。他痛恨那些损公利己的人,遇到损害集体的人和事他会当面指责,当场制止。一九七八年农历八月初五那天下午,当他放工后和往常一样在苞谷地里割草时,咋听见有“咔嚓、咔嚓”的响声,他马上意识到有人在偷队里的苞谷棒,就大声喊:是谁在偷苞谷棒,赶快滚开!这时“小偷”不但不走开,反而继续掰,还与我父亲争吵,强词夺理。父亲又气又恨,便到大队会计家反映情况。正说话间,他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当晚被邻居们抬到县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1944年毛主席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父亲是为维护集体利益而死,他的死就比泰山还重。

英灵永存,感召后人

父亲的突然离世,给我们一家带来了极大的悲痛,全家人陷入了悲哀之中。但是,在他的英灵感召之下,我们没有一蹶不振,我哥和我两人被大学录取的通知书先后收到,又给我们家带来了新的希望。好消息不径而出,瞬时间传遍了何庙全村,光荣榜张贴到了大队部最醒目位置。我是何庙村学校毕业的唯一一个直接被中招录取的学生,校长组织全校师生敲锣打鼓在全村游行宣传,老党家兄弟两个考上大学的消息,成了全村人茶余饭后聊天的主要话题。

1979年正月初六,我上学走时,母亲对我说“国安,你哒(对父亲的称呼)走的突然,没有给你们留下一句话。但是他有两个遗憾,一个是你二哥出生时,家里特别困难,无能力抚养含泪送给了人家。另一个是你四姐小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吃食堂饭,没有送到学校上学。总觉得对不住她俩。以后你们兄弟姐妹要对她们俩多给予关照,弥补你父亲的遗憾。”“你父亲没有给你们留下财产,今后就靠你们自己努力了。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为老党家争光,不辜负他的希望”。我们知道,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遗产,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正直、坚强、勤劳、拼搏----这已使我们享用不尽。在他的影响下,使我们形成了光明正大,刚直不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不为人后的品格。

如今,我们兄妹六人,个个成家立业,事业有成,子孙满堂,没有让他老人家失望。

清明节前,拙笔辑文。愿父亲英灵永存,名垂千古!

                         2020年3月20日

作者简介:党国安,主任医师,中国骨伤学会水针刀专业委员会理事,南阳市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南阳市中医康复(针推)学会副主委,社旗县颈肩腰腿痛专业学会主任,原社旗县卫生职业学校副校长,原社旗县唐庄乡卫生院院长,中华党氏文化研究会会员,《党氏家族报》特约通讯员,《三翁堂》党氏家族理事会秘书长,中华党氏大宗谱《三翁堂家谱》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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