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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衡

国家图书馆“讲座丛书”第二编《中国典籍与文化》我买了前六辑,此外又单独购了一本“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十年选萃”,书名《文化论衡》,都看完了。这套书第六辑是一个专辑,张大可的《史记十五讲》。对《史记十五讲》开始期望较高,以为可比拟《先秦史十讲》,看了以后觉得完全是两种风格。“十五讲”里最出色的还是讲“秦汉之际天下三嬗”与“楚汉相争”中几个人物,如陈胜、项羽、刘邦等,其余大多讲《史记》的贡献、艺术、思想,及书与作者如何伟大之类,有如高校讲义,适合自学考试。当然我可能是瞎说,因为《史记》我也曾通读过一遍,但一点也讲不了写不出,只能感叹白读了。《文化论衡》则是在十年200多场讲座中选了14篇文章(讲稿),那当然是“选萃”了;我数了一下,居然有8篇文章已经收在前四辑里,这些文章我又重新读了一遍。第五辑里没有文章收入,并不代表这一辑编得不好,这辑中(柴剑虹)《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就很好,我还因这一讲专门去买了本柴著《我的老师启功先生》。

文化论衡》首篇为来新夏的《藏书·读书·治学》,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三辑。一看到“来新夏”三字,我便想起自己的一个笑话。在杭州时我曾经不自量力,想去考来新夏先生的研究生,记得还写过一封信,问需要读哪些参考书,后来好像是南开研究生院给我回了信;我把这事同陆宗城先生讲了,他说来先生太忙了,哪有功夫回信;我后来也没有去考。来先生这篇文章的观点是,藏书的主要目的是读,读书是为了做学问,也就是治学。他对读书为了消遣或满腹经纶却“述而不作”的人取鄙视态度,认为一定要像蜜蜂一样,贡献自己的成果。这也说得太极端了吧?照他老人家的说法,我们读书还真是白读了。他讲的读书方法适用于做学问的人,比如多读书积累资料,很多资料“无用”并不是做了蠢事,一是眼光水平提高“觉今是而昨非”,只有在“无用”的基础上才能锻炼出抉取“有用”的能力;二是也许水平所限,未能看出有用的内涵。另外,治学尽量读原著,举例说,取水要从河里挑,用完再挑,水无穷尽,不能从别人的水桶里倒,倒虽容易,但一方面倒时会洒掉一些,关键是别人之桶空时不知桶中之水从何而来,并且别人桶里的水是清是浑,你没办法。

第二篇黄永年的《古籍版本漫谈》,曾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一辑,原题为《我怎样学会了鉴别古籍版本》。黄永年先生自学出身,成为版本大家,北京有人说,凡是被黄先生看上的书,售价都该比原标价翻一番;还有一种传说,讲黄先生看线装书的本领之高,书在架子上不用取下来,更不需要打开,就知道是什么版本。他自己当然不承认,但他确实记住了什么书有哪几种版本,能够从书根的顔色来推测。“善本”名称北宋时开始使用,原指校勘得好的本子;后来清人把宋元本及其他稀有旧本也称为善本。因此黄先生认为现在实际有两种性质的善本,一种是校勘性的善本,一种是文物性的善本。文中还揭了一次中华书局的老底,早年中华为了和商务竞争,排印了一部《四部备要》,为节省成本用的版本很差,后来还被人勘对出其“自云用什么版本和实际所用版本多不相符”,做假动作。

接下来是李致忠的《古籍版本鉴定知识浅谈》,亦曾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一辑。李先生的讲座我当堂听过一次,很实在。他不喜欢用“鉴定”这个词,说容易被误会只凭眼睛看就行了,其实不经过考定说不出准确的版本。文中他先讲了个故事,有人看《隋书》,卢太翼中年后双目失明,“以手摸书面知字”,猜测应该是摸雕版的版面,遂写了文章,以此证明中国隋朝出现了雕版印刷术;李先生叫人查了《隋书》的多个版本,实际上是“以手摸书而知字”(形容其年青时读书多,夸张说法),那人看的书印错了。李致忠先生借此事说版本知识的重要。他虽然说凭眼睛看,再大的学问家也会出毛病,还举了张元济老先生把元版鉴定为宋版的例子;但第一眼功夫还是得有,看一眼要能大概判断什么时代,然后再考定。因为唐五代印刷品传世总共才20件左右,所以谈版本鉴定一般从宋代开始。要掌握各朝代刻书的特点,黑口白口、单边双边、鱼尾象鼻等情况要清楚。有一种书的版式篇名在上、书名在下(即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很少见,可以先假定为宋版。宋代刻书大多用皮纸,有桑树皮纸与楮树皮纸等,形容某部书“楮墨精良”,是指楮树皮造的纸,纸墨精良。造纸的纸浆里总留有一些树皮残痕,纸面上会有残迹,这也是一种鉴定的证据。还有避讳,包装,蝴蝶装还是包背装等,要留意。元代刻书特点,大体是“黑口赵字无讳多简”;明代刻书特点,初期“黑口赵字继元”,中期“白口方字仿宋”,晚期“白口长字有讳”。清朝到康雍乾形成了特点,字漂亮,纸也好,字就是被称为“馆阁体”的那种。李致忠先生说,判断一部书,还应从序跋、牌记、印章、著录、刻工、内容等多方面下手。

冯其庸的《怎样读<红楼梦>》,说阅读《红楼梦》起码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红楼梦》的时代,也就是作者的时代;二是应了解《红楼梦》的版本,指要选择一个好的本子;三是《红楼梦》的思想。所以我们一般人随便看看是看不明白的,哈!《红楼梦》里有很多话要反复读,反复参详,这话不错,不过会不会也有理解过度?比如说形容薛宝钗“任是无情也动人”,应该倒过来理解成“任是动人也无情”;好像老师讲解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样,就是“为了不忘却”。此文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二辑,那里文后还附有几个当时的答问,其中一个讲到形容王熙凤的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凡鸟”典故来自《世说新语》,一次李安去看嵇康,嵇康不在,其兄嵇喜在,李安在门上题了个“鳯”(凤)字,嵇喜很高兴,以为是称赞,李安走后,别人说实际是讲他“凡鸟”,呆鸟,笨蛋。凤姐聪明过头,也就是笨了;不知冯先生的理解是否也过头了呢?

《清代南府与昇平署》(朱家溍)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一辑,朱先生说南府和昇平署都是管理演戏的机构。“折子戏”是一个新词,早先一折为单出戏,如“游园惊梦”;大戏有很多出,如只演一出,叫“出”不叫“折”。文章从介绍戏曲档案开始,到南府与昇平署的变迁,再讲剧本,然后是剧种声腔的转变,最后还讲了皇宫里的戏台,内容非常丰富。皇上怎么听戏,太后怎么听戏?电视里一排排地坐着,跟戏园子一样,呱呱叫好;其实皇宫里没有这种场面,也不允许击掌叫好。宫里演戏,院子是空的,听戏的就几十个人,都在一间间的廊檐房子里。

白化文《不问苍生问鬼神》,曾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四辑。看题目,并不清楚要讲什么,文中开头也未交代;看内容,主要还是讲佛教的一些东西,有汉化佛教“六道轮回”之类。所谓“六道”,由低到高排列为: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人道、天道。轮回不单指人,天神也难免(如八戒、沙僧);跳出轮回外者为佛、菩萨、缘觉、声闻,即“四圣”。六道四圣合称“十界”。我一直以为白化文先生是北大图书情报系(后改为信息管理系)的,何以来讲“鬼神”?网上一搜索,他是“曾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早就“多年从事佛教、敦煌学、目录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了。

戴逸的《论乾隆》,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二辑。先是澄清了几个谣传,说乾隆是熹妃的儿子是没问题的;再讲乾隆的功绩与过失。乾隆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达到最高峰,但也是从盛转衰的开始。当时发生了世界性大事件,英国产业革命,法德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法王被推上断头台;而法国革命第二年,乾隆正在庆祝八十大寿。外国使团要求通商,本来很欢迎,包吃包住,只因不愿磕头而谈崩。闭关锁国,必然落后。

看来这样逐篇介绍过去太费劲,写到现在还只有一半,后面就只把篇目列一列,了解一下《文化论衡》一书的全貌吧。(一笑,谁要看你的文章?)

《道家与中国文化》(楼宇烈),讲到《老子》“大器晚成”帛书作“大器免成”,与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音希声等是一脉相承的。《敦煌的历史与文化》(宁可),讲许多中国人对外来佛教原来是不满的,因为沙门不敬王者,不敬父母;讲中国的佛教实际上是“入世”的;外国的天使要翅膀才能飞,中国的就不要。《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廖育群),讲传统医学并非只有中医,全世界很多,如日本的汉方医学、印度的阿输吠陀医学、韩国的四象医学、印尼的甲姆医学等,中国也还有少数民族医学。《科学·历史·文化·社会》(杜石然),一篇文章里涉及这么多内容,也只能是泛泛而谈;文章提到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湖南玉蟾岩遗址,以前不知道,可以补入《中国文化遗址》中。《永明声律与中印文化交流》(启功,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三辑),批判了两种现象:一种把什么都说成是从外国传来的,另一种则说凡是外国有的,中国就一定早就有了。《敦煌学与中外关系史研究》(荣新江),讲到不能过于追求新材料,而不思考新问题,提出了几个新的研究方向,文章很扎实;还讲敦煌的和尚住在家里,既吃肉又喝酒,是因为僧尼比例高(百分之十),必须世俗化,让他们干活交税。《探索傅雷的精神世界》(金圣华),着重“探索”的过程,对“精神世界”的内容缺少正面回答。

文化论衡》书前还刊有三篇序言,书后两个附录,附录为讲座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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