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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没有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的例子在历史上其实是非常多的,数不胜数,其他朝代都还算好,但是宋朝两宋加起来竟然有四百多次农民起义。不过,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是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大起义,之后几乎历朝历代都出现过。然而,为什么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竟然从来没有过农民起义?当时也是战事频发,为何不会有农民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呢?

春秋战国之前,除了国人暴动之外,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国人暴动,实际上很难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因为当时所谓的“国人”,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平民,也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古代农民,而是居住在城邑之中的贵族。国人暴动与其说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周厉王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当时的贵族们,他们联合发动叛乱,驱逐了周厉王。

而我们所说的后来的农民起义,其实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宋明的农民起义也不一样。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并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农民,而是一些破落小地主或者庄园主、贵族以及游侠之类的人为骨干,率领他们自己的奴客发动的起义。比如刘邦,在陈胜起义之前,就已经因为送夫役到咸阳,失期当死,就落草为寇,在芒砀山成为所谓的“群盗”,其实也就是脱离了秦朝政府管理的盗贼。

陈胜吴广起义的情况与刘邦相似,他们所押送的同样是夫役,但这些夫役并不是完全的自耕农,大多数是庄园经济下的奴客。而且,他们之所以起义,同样不是因为像后来的破产农民那样,活不下去了,而是因为他们和刘邦一样,在去服劳役的路上遇到持续下雨,无法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达服役地点,同样要被处死,为了活命才被迫起义的。这和后来的农民起义也不是一个概念。

黄巾起义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参与黄巾起义的并不都完全是破产的自耕农,大量的实际上是信了张角兄弟创立的太平道的庄园农奴主,他们率领各自的庄园农奴以及依附于他们以逃避国家赋役的奴客,参加了张角兄弟发动的起义。而这些庄园农奴主本身都是各地的豪强大户,他们也并不是真的因为民不聊生,活不下去了,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张角兄弟的信众,想脱离朝廷的管理体系。

所以,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大乱,战争连绵,死亡枕藉,道路相望,但却没有发生多少真正的农民起义,而是出现了大量的地方性坞壁,也就是地主土围子,或者是在所谓的流民帅的率领下,向南方迁徙和逃亡,仍然是以血缘宗族为基本的联系纽带的。当时衣冠南渡的大量北方名门士族,都是携家带口,几百几千人一起逃亡到江南一带,寻找地方落脚的。

东晋时期的孙恩卢循起义同样是,一方面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影响,另一方面,真正激发起义的事件也是因为主持朝政的司马元显要征发江东八郡“免奴为客者”,充当兵役,才激起了江东地区已经免奴为客的农民的不满,在五斗米道领袖孙恩的率领下起义。而在起义中充当主体的所谓免奴为客者,也就是指刚摆脱了庄园奴隶地位,通过租佃地主土地等方式获得相对独立性的“奴客”,仍然不是后来说的农民。

而我们现在习惯上说的农民起义,其实主要是指自耕农,尤其是在朝廷政策失当,赋税比较重,加上天灾人祸,大量的自耕农陷入破产境地,成为流民,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团聚起来,发动的起义。这就是说,在社会生产方式上,大量自耕农的存在,是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前提。没有自耕农,就不会有大量破产农民变成流民,也就无所谓农民起义了。比如唐朝的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就都是这种破产的自耕农为主体的流民。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庄园农奴制其实是集体经济,农奴们只是在庄园地主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劳动,生息繁衍,他们的生老病死都是由庄园地主负责的,不用他们自己独立承担。而这种庄园农奴经济的好处就是,内部实际上是高度计划经济的,生活必需品统一配给,剩余都归属于农奴主。所以,这种几百几千人的庄园农奴经济体实际上抗风险能力是比较强的,远远高于后来单家独户的自耕农

但从普遍的庄园经济向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转变,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差不多相当于从战国时期一直到隋唐时期才最后完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自耕农数量还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到东汉时期,当时的自耕农农民为了逃避国家赋役,还主动依附于庄园主,成为所谓的奴客,也就是出现了倒退。而这个过程的完成,恰恰是因为南北朝时期的大动荡、大混乱,原来的经济组织体系才彻底衰败了,变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

所以,在小农经济还非常不发达的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国家之间的战争非常频繁,但农村基层的组织体系相对来说却是比较稳定的,是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流民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后来那种性质的农民起义。

这当然不是说,庄园经济就比小农经济更好。庄园奴隶的人身权利是没什么保障的,庄园主杀死农奴不用承担责任,一直到刘秀当皇帝,才强制要求杀死农奴也要负责。从庄园农奴制到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至少自耕农在人身权利上是独立和完整的。这里想说的只是,小农经济天然就是比较脆弱的经济模式,抗风险能力非常低。而且,家庭规模越小,抗风险能力也越低。因此,农民必须要组织起来,才有出路。

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朝的时候,宋儒一直在讨论重建乡村秩序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时候农村已经变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而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又比较低,因此需要重新建立一个组织体系,至少是能够建立一个相互帮助的体系。宋儒最后给出的方案,也就是提倡各种乡约民规,鼓励乡贤主导乡村秩序,形成村落为单位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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