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冶源中学 作者高峰岗 冶源中学,亦即临朐二中。因其位于海浮山下老龙湾畔的冶源而谓之。也有人直接称为冶源二中。她建于1956年,始为初中,1970年升级成高等中学。学校依山傍水环境优雅,是冶源的最高学府,在临朐也是响当当的名号。特别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十几年,这里培育形成了一股老师豁上、学生拼上、家长跟上的浓郁氛围。连续数年高考的入学率(特别是文科)都走在全县、全区(昌潍地区)、甚至全省的前列,引起了世人的赞叹,《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都有报道。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现在学校已整体搬到了县城,并入了临朐中学。二中成为了永远的记忆。今天,谨以小文纪念曾经的过去,致敬亲爱的老师,致敬亲爱的母校。 一hr1975年的7月,我从冶源联办初级中学毕业。那时正值文革,升学不用考试,由所在大队党支部推荐即可。9月我被推荐到了二中。我们这一届排序为六级,共有五个班,大约二百来同学。我在六级一班,李兆春和王洪洲老师任班主任。教室是平房,一排四张课桌,南北靠墙各有一张,中间两桌并拢。我在第一排的中间,邻座是黄家宅联中来的张国新和冶源联中的刘兴武。记得几位任课老师是:语文郝元禄,数学冯天星,化学马贞,物理李兆春,体育王洪洲。 当时,学校进驻着贫管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领导小组,贫管组的权力还挺大,每次学校开大会,贫管组的领导都是坐在主席台的中间。教育提倡五七道路,但实际上以学为主不怎么强调,兼学别样、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抓得却是很紧很热闹。校园里到处是菜地、猪圈,每个班都有自己干活的领地。学校隔三差五就要停课劳动搞勤工俭学。记得高一时,班里还用班费买了几只兔子,由我们几个住学校附近的同学带回家里代养,惹得家长也有意见。学校在西圈村南的山坡上开了几亩实验田,我们几个班轮着去开山种地。往疗养院、缫丝厂运沙那是经常的事。 除了劳动,印象深的就是搞大批判了。我们这一级在校期间,正是文革最后的疯狂。先是批邓小平的右倾反案风,接着是四五运动、揭批四人帮,又加上毛泽东逝世、唐山大地震等等。事件一个接着一个,运动高潮迭起。停课集会、听报告、贴大字报、办黑板报,今天是马振福事件,明天是朝阳经验,后天又是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的信,等等等等。轰轰隆隆、吵吵闹闹。学生放任自流,几乎没有考试,没有作业,甚至都没有正儿八经的教材。我学得就更少了。当时不知何故被相中挑到了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连续两年参加过全县的各公社文艺大汇演,长期离校在外排、演节目。记得高中一年级的化学我就上过两节课,是马贞老师讲的元素周期表。数学仅学过不等式。物理学的什么已记不清,内容早已忘掉了。 二年级的上学期,学校开始分专业班,我选择进了四班通讯专业班,侧重语文和写作。班主任老师是张乐岩,写作专业指导老师是苗长海。学校依然被运动的社会协裹,劳动、批判绵绵不断。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老师们依然在努力尽心地教。记得教数学的王志隆老师第一次给我们上立体几何课时的先声夺人。上课铃响。王老师走上讲台,拿起教鞭,转身又走回门口。正在大家茫然时,王老师手持教鞭指着门的右上角大声说:这是啥?(停顿)点呀;随之,教鞭沿门边一划:这是啥?(停顿)线呀;又用教鞭在门上划了一圈:这是啥?(停顿)面呀;随后,用手把整个门晃了两下:这是啥?(停顿)体呀。最后,王老师依次重复上述动作,口中郎朗: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回到讲台,王老师面对大家宣布:同学们,这就是立体几何。教我们语文写作课的苗老师有学问有见识,文笔好口才也好,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记得粉碎四人帮不久,报上登了郭沫若先生的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苗老师领我们学。那天,苗老师的开场白是这样的:郭沫若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大文豪,当年曾写出《女神》、《屈原》等名播天下的好作品。但是这首‘水调歌头’,尽管宣传的纷纷扬扬,我却不敢恭维,比他以前的诗作差了许多。不过规定要学,我就领着大家学一下。还记得1976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天上飘起了雪花。上语文课了,苗老师头顶雪花走进教室,他这样说道:今天咱们学鲁迅先生的《祝福》。这本来是上学期末的课,但这篇文章的氛围应该是冬天,最好是下雪天。今天下雪了,咱把别的课放一下,先学这一课。老师动情地讲,同学们专心地听。这堂课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到现在我几乎还能把《祝福》全文背下来。 1977年7月我高中毕业,结束了第一次在二中的时光。 二hr我第二次进二中的时间较短,前后大概有三个月。 或许是在校期间曾在《大众日报》上发过豆腐块文章的缘故,毕业后我被学校推荐到了冶源公社通讯组,成了挣工分的公社专职报道员。不久,县里组织了临朐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团(简称基建团),每个公社都成立了基建连,我成了冶源公社基建连的专职连文书。先是在海浮山开山炸石,后来又到了大关水库建设工地。 在水库工地上,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考试是在冬天。我报考的文科。记得语文试卷有古文翻译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有名词解释:高瞻远瞩、居心叵测、明火执杖、呕心沥血等。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由于基础太差,成绩没上初选线。 听说二中办了个中专辅导班,当时想上学的欲望很强烈,于是,我在1978年的4月从水库工地撤出第二次进了二中,参加了这个辅导班。当时,中专、大学考试是分开进行的。中专主要考初中的知识。我想自己高中基础太差,参加高考不行,初中课落下的不是太多,还是突击补习一下考中专吧。辅导班有四五十人,一部分是七级的应届生,还有大部分是像我一样来插班补习的。这是当时学校临时拼凑而成的一个编外班,记得教课的几位老师有:数学课王志隆,物理课房学贤,语文课贾乐龙。回头想想,办这样一个补习班,完全是学校凭天地良心自己揽的一件事。这是一个完全凭空产生的编外班,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能乱,任课老师全是在保证完成其正常班级上课任务后,又额外出的一份没有任何报酬的力。我们这些编外生没有交过一分钱,学校和老师真是淳朴得惊人。 三个月后我参加了当年的中专考试,结束了在二中这个编外班的时光。 三hr中专考试又落榜了。高中课几乎没上过,中专又考不上,我当时的情绪实在是沮丧。回到村里只是拼命地干活,刨地、运粪、收庄稼。开始还很累,干着干着也就适应了,感觉干农活比复习考学省心省劲多了。 记得是1978年9月的一天,张乐岩老师到家里,动员再回学校复读。我拒绝了。过了几天,马学声老师见到了我父亲,要我回校参加文科班的学习。我想自己中专都考不上,怎么可能考大学呢?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但我父亲态度非常坚决:不用你干活,你要么回学校复习考学,要么出去玩去。就这样,我硬着头皮第三次进了二中。 记得回学校那天,由于不好意思见熟人,我没走正门,是沿着后水渠从后门悄悄溜进来的。进校一周后,班里第一次摸底考试,就考语文和数学两门课。我语文成绩还勉强说得过去,数学就惨了,考了38分,全班倒数第二。 所谓复习,对我来说其实完全就是重新学习。历史、地理课过去从没开过,教材没见过;政治课过去只是跟着搞大批判,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真正的政治理论没学过;数学就更有意思了,当时我知道的最深的知识是勾股定理,记得有一次学三角函数,我对正切360度百思不解,三角形的内角和才180度,怎么能有三角函数正切360度呢?我就此向教我们数学的王景陶老师请教,当时,王老师被我这莫名其妙的问题问得莫名其妙。 文科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马学声。他主张大语文概念,课堂上讲得并不多,也很少用板书。但他亲自给我们编写了大量的课外辅导材料。有古文,也有现代名家散文;有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也有当时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英雄人物事迹的报道;有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所有语文课本中的生字生词,也有中学生常用词语汇编,等等等等。这些课外教材对扎实我们的基础,丰富我们的知识,开阔我们的视野,起了莫大的作用。最令人难忘的是马老师擅长针对学生心理,分析高考形势,使每个同学都有学好、考好的信心。忘不了,有几次在两节晚自习的课间,马老师扳着手指给大家算账:文件说了,今年全省将招收多少多少大学生。参照去年我校文科班的高考录取情况,根据这几次学校和全县的摸底考试情况,我们这个班,今年的高考结果大概会是这样的。。。。。。算来算去,班里大多数同学都被马老师算到了本科范围里,即使班里考试名次在后面的同学,也有可能考上专科学校。同学们的学习劲头被鼓得足足的。 几位任课老师为我们真是费尽了心血。记得历史、地理两门课都是赵承均老师上的。当时没有教材,赵老师就自己动手编写,一摞摞厚厚的,我们就看、就背,真是两手油腻满脑子知识。赵老师是山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地理课也基本上是现学现教。为了能让我们把地理课学好,当时赵老师还到五井中学劳务输出,给那里的学生讲历史,换来地理专业出身的尹老师给我们上过几次地理课。赵老师的视力不好,有一次,晚上我偶尔路过他的办公室,只见赵老师坐在办公桌上面放的一把椅子上,正凑近灯光皱着眉头在看教材。 这一次进二中,二百天时间,我没看过一场电影,没看过一次电视,没休过一个星期天。正月初一我躲在一间小屋里看了一天书。九个月体重轻了整整十三斤。 7月,我参加了高考,历史单科成绩全省第一,数学成绩班里第三,总成绩全县第一。 1979年,我所在的文科班7080的同学闯过了初选线。理科班也取得了优异成绩。这一年二中参加高考的同学,有两位走进了清华大学,一位走进了北京大学,两位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一位走进了南开大学,一位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又一位的农家子弟在二中经老师点化,走进了天南地北的各个大学。 高峰岗,山东省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联络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