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莉长安是中国的乡愁

　　选自：生活周刊
　　长安是中国的乡愁
　　西安城系列长篇小说后记
　　文吴文莉
　　西安城是我的故乡。
　　我用三年时间写这座城的120年，写中国平民的生存真相与心灵承受，就是想要探究，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我们的祖辈永不放弃，让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负重前行，生生不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安赵利文摄影
　　《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这三本书都是写西安平民生存故事的，虽然时代不同、人群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我所写的主人公，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河南人还是山东人，都是在生命最痛苦无助的时候投奔西安城而来，他们在这城里城外处于绝地而重生，咬牙奋斗，都活出了尊严、活出了光彩。而且，不同于许多文学作品里人物对故乡和根的回归向往，我的三部长篇小说里的主要人物，都是在特殊年代来到西安，在他们人生最后的时刻，都把包容宽厚的西安城视为故乡，觉得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他们并不想要叶落归根，而是更愿意叶落长安或叶落大地。
　　我总认为，一个家庭、一个小院子里的悲欢离合有时便是一个城的缩影，一个中国城市的荣辱兴衰往往便是整个中国的缩影。无疑，西安城是最宽厚包容又最能代表中国的城市之一。于是，我站在这西安城里，书写着西安平民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回视中国平民的百年生存史，瞭望着未来。
　　二十多年前，我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叶落长安》，那时我心心念念想关照的就是长安这个城。再就是叶落不能归根而只能落在长安的那一群河南难民，他们在这城里活生生走来走去，又为了吃饭要辛苦奔忙、为了活得更好而奋斗。他们是我的祖辈：我的外公外婆站在他们中间，我的公公婆婆也站在他们中间，还有我认识的许多老人都站在这段历史的边缘。从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失了家园，他们惊慌失措逃到这西安城，慢慢在呼啸而过的八十多年时光里融入这城里，渐无痕迹。
　　我的外婆是一位伟大的河南女性。
　　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外婆曾和我诉说了整整一天又大半个晚上，我永远无法忘记自己面对真相的震惊和悲痛，使命感至今依旧如影随形并痛彻骨髓。一心想当个杰出画家的我，从那天决定，我须得用文字去记载河南难民们逃到这城的传奇，把他们平常细碎的日子留在西安城的历史里。
　　我向许多河南老人问起过去的事。过去那日子，老可怜！他们第一句大多是这样说，有的要抹抹泪才能絮絮说起往事，没吃、没穿、没住也没文化，拉扯孩儿们的不易。老可怜！他们还是用这三个字总结了所有的艰难。我问起这辈子有过好生活没，他们眯着浑浊的眼笑了，露几颗残牙，操着依然浓郁的河南乡音：现在好！
　　他们也爱西安，不同于文人们对古老文化的向往，也不是当省城人的荣耀。那爱是极其现实的，却也极其深沉。即便当时同样贫穷的西安城并没可能多给他们一口温热的吃食，但在这座城里，他们搭起了自家的屋檐，能让一家老小安身立命，这前半世便是受了西安城莫大的恩，善良的河南人无法不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故乡。河南老家，只是户口簿上那几个汉字，是梦里的故乡，也是令人伤心的、不得不离别的家园。
　　我热爱着他们又心疼着他们，庆幸他们终是从战乱、饥饿、黄河大水里逃到了西安城，这个所有难民都认为没有饥饿、没有战争、没有死亡的理想家园长安之城。他们差不多都是战争和饥饿的见证者，他们每个人也都是幸存者。而我的父亲、母亲、舅舅姨姨们土生土长在这城里，也站在他们中间，我和丈夫、女儿一样，是他们的后裔，同样生于此长于此，这就是生生不息而繁衍不止吧！我知道了河南老人们活着的顽强，就不可避免要去了解那时的历史，然后痛哭得泪流满面。
　　有一个时期，我在那些图片资料面前永远是悲愤难忍的，抗战时期日本人侵略祸害了中原，河南人死尸遍野，可是他们的死却轻如草芥。直至今日，连一场花园口惨案的死亡人数在各种历史资料里也是语焉不详的，大略是上百万人在黄河决堤后葬身大水、两千多万人流离失所成为了难民。有日本兵的回忆录里说，他亲眼看到一个村庄被咆哮的黄河水一下子就吞没了这些亡故的人们连一个名字和一个坟头也没可能留下，更别说一座碑了。
　　他们被黄河淹没的时候，也被历史长河永远湮没了。
　　这个世上幸好还有文学。
　　我行走在西安城里的街巷和城外的乡村里，徜徉在历史的大片文字里仔细辨认，我和许多老人聊天，就觉得这些幸存者的活着果然都是伟大的生命奇迹。从河南省到西安城，从八十年前到现在，他们每个人本来都有一百个死法的，可他们愣是从死人堆儿里走出来！居然都微笑地活下来了！
　　于是我写了《叶落长安》。
　　确实，西安城在许多商人的眼里是一个黄金城。
　　对于《黄金城》里毕成功这样的文学形象，我一开始打算写他，就想要他绝不雷同于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里的中国商人。
　　在我心里，《叶落长安》和《黄金城》的气息是一脉的，从来没有离开过西安这个城，也从未离开过这城里城外无数人们一百年间的生存，更没离开对中国这片土地上平民生存故事的关照。《黄金城》是《叶落长安》后半部分没有展开细说的财富故事，也是这个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巨大变化的四十年。
　　黄金城里的众多商人，毕成功、毕成才、老高们，是我们熟知而不陌生的，他们可能是我们的父辈，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也可能是我们的同学或邻居。在这个城里，他们为了温饱而下海，为了财富而奋斗，终于在这残酷而诱惑的商业战场上战斗成了牺牲者，或成了富翁。
　　小说中的毕成功这个人物，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他却是无数商人的汇集重叠；我所写的毕成功童年被遣返、少年时又逃离的那个村子在现实中是没有的，但是这一类的村庄，在中国的河南、陕西或其他地方是有许许多多的。1977年毕成功逃到了西安城，进了西安城门就知道这城是他的家了，他发誓要在这城里过上好日子，再接他的娘一起来。然后毕成功就在这里有滋有味、兴致勃勃赚了四十年的钱，他的财富积累过程是有象征意义的，和改革开放四十年完全融合，他的个人成长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发展算是同龄。毕成功对财富的天生敏锐嗅觉和狂热劲头，是我特别想要写出来的：改革开放使商人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上，突然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而毕成功站在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全民崇拜金钱的高点上，便得意洋洋地炫耀他的成功。
　　那么我们看到，毕成功们和我们千百年来的价值观、社会价值认知，都是全然不同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会和认可奋斗的时代，无数草根逆袭成功，人们并不管这成功怎么来的、合不合理。但是这成功会把我们的人性和社会带到什么地方呢？财富的积累是个幸福的过程，也是个痛苦的过程，这一群人在得到幸福的同时失去了什么呢？
　　这些问题，书里的毕成功在想，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很大一群人也在想。
　　我知道，在许多人的成长过程中，对自己的故乡是有很大关照的，而小说里的毕成功几乎没有。他从来没有认可沙村的土地是他的故乡，因为他从来没有在土地中收获过什么，他只认为他就是西安城的主人，爱死了这个黄金城。他只对赚钱这事有滋有味，就从做买卖中获得了他最喜欢的钱，又因为钱获得了他最想要的爱情，顺带收获了世人对他财富的羡慕认可。从这个层面，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土地上的人们如何从几千年农耕的传统，渐渐转到全民经商的状态。在西安城里，毕成功们积累财富的故事和他们的情感故事一样，有着特别的时代烙印，1978年之后中国商人亲历的创业史，和中国这四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息息相关的。我想通过文字营造一座如水中明月般能映照现实的城：它充满黄金，吸引着渴望财富的人们，直至他们的价值观里只有财富。为了成功，他们勤勉、奋斗、充满激情，但又可以为此而放弃亲情、道德、诺言和底线，不惜代价不顾一切。
　　但最终，它或许只剩下黄金。而这个时代的我们，都生存在这样虚妄而耀目的黄金城里。
　　这三本书所描写的时代相连接，恰好是中国城市的120年左右；对我，这是二十多年来的一些思考。我经常感慨，我生存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最独特的时期，也生长于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城。我一心想要用我的方式热爱我的西安城。曾有朋友问我，作家总在自己的笔下不知不觉地记录下了时代，对你来说是这些人物的命运经历吸引了你，还是作家的使命感使然？
　　当时我说二者都有。只有被独特的人物命运所吸引，我才会更加关注这个人物身后的历史，或想要更多了解那个时期更多人的命运。而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是一直公开在那里的，许多人都可以接触到，但每个作家的关注点并不一样。我希望我有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能敏锐地从人们熟视无睹的众多现象中发现本质。
　　最终，我写的是人物，是他们背后的时代。
　　对众生的使命感，促使我对这些人物命运背后的东西进行不断思考：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的命运，而那个人是那样的命运？他们的生存又是怎样嵌在历史的夹缝里而绵延不绝的呢
　　在写作中越是深入探究，我越是能感受到文学的力量。如果我的作品能够温暖寒冷、照亮黑暗，那将是我写作的最大意义！
　　有位朋友曾说，长安是中国的乡愁。
　　我很愿我的文字能给这乡愁注入一些温暖和力量。
　　吴文莉：作家、画家，西安市文学艺术创研室主任。文学代表作有西安城系列，其中长篇小说《叶落长安》被改编为40集电视剧在全国热播，长篇小说《黄金城》发表于《当代长篇小说》2019年第二期，长篇小说《西安城》发表于《中国作家》2020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