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乡村大舅

　　大舅
　　大舅是一个聋子。
　　外祖父去世时，大舅尚未成人，外祖母抚养他。外祖母去世时，大舅已经成人，生活能够自理但需要有人指导。我的叔外祖父和我的堂舅们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安置我大舅的问题。论关系，他们和我大舅是叔侄或堂兄弟；论远近，他们和我大舅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我外祖父遗留下来的有房产，只要他们当中有人愿意帮点儿忙，我大舅就可以在他们的指导下独立生活，但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最后有人提议让我大舅跟着大姐（就是我妈）一起生活。这在当时是不合情理的，但我妈没说什么，把我大舅领了回来，于是我大舅成了我家的一员。
　　我从八岁起就跟大舅睡一张床，一直到十五岁上高中住校才没和大舅睡在一起。冬天夜长，那时农村还没有通电，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睡得早，躺在床上没事儿，我喜欢问大舅一些事情。我很大声地问他，他听明白后就咕咕哝哝地讲给我听，好像抱怨什么似的。有时候，我让他唱歌给我听，他总是磨蹭很久，嗯嗯啊啊一阵子，然后开始唱歌。他唱得最多的歌是《社会主义好》，先是很小声地唱，唱着、唱着声音渐渐大起来，调子和我后来听到的大体相同，但高低起伏不太明显，歌声以喉音为主，鼻音也很重。唱完了，他总是笑两声，也是喉音，很低沉，其中夹着难以掩饰的愉悦。我疑心大舅并非生来就是聋子，问了妈妈，妈妈说她也不大清楚，只知道大舅小时候多病，外祖父请遍了当地的医生为大舅治病，但效果都不明显，后来绝望了，撂下一句话说：算了，别治了，是儿不死。大舅竟然慢慢地好起来，就是耳朵不好。
　　大舅耳朵不好，并不影响他参加劳动。当时是大集体时代，以生产队为单位劳动，记工分，成人一天计13分，早工3分，上、下午半天工各5分。我们家人多，劳动力少，大舅是一个完整的劳动力，一年能挣四千多工分。尽管我家仍然是缺粮户，但有了大舅的工分，贫困程度就不至于超出社员承受和容忍的限度，在夏、秋分粮的时候，我家可以按人口顺利地把粮食挑回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舅是我家的功臣。
　　大舅参加集体劳动很实在，不会偷奸耍滑，但对于犁田、耙地、插秧、种麦之类带有一点儿技术性的活儿，他是做不来的，于是他就做一些简单的农活，其中大多是重体力劳动。比如插秧的时候，他挑秧，把成把的秧苗从秧田挑到水田旁边，再把秧个子均匀地扔到水田里；种麦的时候，他拌种，在别人的指导下，用铁锨把掺着粪肥的土拍成细小的颗粒，然后和麦种拌匀。有时候，某段田埂需要修补或某块田地需要平整，生产队长就把这种极单调、极枯燥的劳动交给我大舅，队长把我大舅领到那里，一边大声地嚷嚷着，一边比划着，告诉我大舅该做什么，我大舅先是一脸茫然地看着生产队长，看着看着，表情就慢慢地发生一些变化，当他弄明白生产队长的意图后，脸上会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喉咙里发出哦哦的声音。此时，队长就可以放心地离开了。他先是站在那里看一看，大概是做规划吧，接下来他开始劳动，做得慢条斯理，但很有条理。当他远远地看见其他社员休息的时候，也会休息一会儿。休息时，他就地而坐，头微微地向右偏，一动不动地看着远方，如同一尊雕塑。收工的时候，不需要叫他，只要有收工的社员从他附近经过，他便知道收工了。倘若大舅一个人在僻静的地方劳动，看不见收工的社员，他便一直干活。妈妈收工回到家里，就会让我们去把大舅叫回来。我曾听到有人把我大舅叫痴怪，就是说他是一个傻子，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傻子却为生产队做了很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邻村的生产队长在派活的时候常常感叹没有一个像我大舅这样的人。是啊，一个社会不能都是精明的人，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傻子来做的。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全由精明人组成的群体该是多么可怕啊！
　　大舅除了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外，还承担了一些家务活儿，其中挑水是他的常务工作。农村没有自来水，吃水靠人从井里挑回去。我家人口多，用水量大，厨房里有一口大水缸，大约能盛三担水。每天早晨，大舅要到村后的土井里挑三担水装满水缸，以备一天之用。我家到村后的土井是一个斜坡，去时挑着空桶走着下坡路，比较轻松，回来时挑着满满两桶水上坡就很辛苦了。大舅把水挑进厨房，轻轻地放在水缸边，然后喘着粗气提起水桶，把水倒进水缸里。即使在寒冷的冬天，大舅挑完三担水后，额头上也会有一些汗。土井里的水比较浑浊，水缸里会沉淀一些泥土，每隔三天，大舅就清一次缸脚。他用水瓢把缸里的清水舀出来，放在水桶里，然后把缸底的泥土清洗干净，将脏水舀出来倒掉，用抹布把缸底擦干净，用清水冲两遍，再去挑水，把缸装得满满的。我小的时候吃过很多苦，唯独不知道挑水的难辛。我曾见过村上与我同龄的人挑水，他跌跌撞撞地上坡，桶里的水溅出来，额上的汗流下来，那时，我才知道有一个聋子大舅有多么幸福。
　　冬天下雪的时候，生产队不组织集体劳动，大舅就编草鞋。他的手不够灵巧，但编得很细心，搓草的时候搓得极其精致，倘有地方不如他的意，他便拆了重编。他编出来的草鞋大多是自己穿，所以好坏也没有人褒贬。
　　大舅吃饭比较慢，总是全家最后一个吃完的人。有时候，我们都吃完了，就剩大舅一个人还在吃，如果还剩下一点点儿饭，妈妈就会盛给大舅，大舅就接着慢慢地吃。大舅吃饭与常人稍有不同，他的咀嚼和吞咽是分开的两组动作。他先是用筷子把饭菜赶进嘴里，咀嚼一阵子，然后停止咀嚼，把饭菜咽下去。他咽下饭菜时会伸一下脖子，如同白鹅伸长脖子咽下食物一般。妈妈曾经不止一次说他，他好像也意识到自己的吃相不雅，于是他常常盛了饭躲到僻静的地方慢慢地吃。
　　在我的记忆中，大舅的脾气是很好的，很温和。我们兄弟小的时候都喜欢往他身上爬，和他一起走路的时候也喜欢让他背着。在我的印象中，大舅不曾有过生气的时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舅有了脾气，特别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再有集体劳动，倘若让他一个人做修理田埂、平整土地之类的事情，他不再像往常那样默默地劳作，而是拒绝接受，或者坐在田间地头磨洋工。妈妈斥责他，他有时还会做出恐怖的样子，有两次还离家出走。我想，大舅大概是心里不平衡：广阔的田野上，烈日下或风雨中，只有他一个人在劳作，叫他心里如何能够平衡呢？他可以吃亏，可以受累，但他心里需要有最起码的公平。好在现在农活已经不多，需要大舅做的事情也很少。我们兄弟中谁家有极单调、极枯燥的活儿请大舅去做，通常会给他买一包香烟，还会留他吃饭，吃得比平时也相对好一些。大概是付出有了回报的缘故吧，每当这个时候，大舅又会像往常那样踏踏实实地干活儿。休息时，他会点上一支香烟，但他抽烟与瘾君子不同，他吸得很认真，吐得也很认真，吸烟的时候表情凝重，一幅全神贯注的样子，吐烟的时候总是看着手中的烟卷，似乎在思考什么。我怀疑他一定从燃烧的烟卷中悟出了什么道理，曾经问过他，但没有得到回答。
　　大舅的世界是寂静的。对于人来说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寂静，据说在什么声音都没有的环境中，人极易产生恐怖情绪，而我大舅却一直平静地生活在寂静之中。他不曾为生计担忧，没有生活目标，也没有人生追求，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渴饮饥食，冬棉夏单。他的生活是纯生物的生活，应该也是一种纯粹的生活吧。
　　去年暑假，我回去看望妈妈，和妈妈坐在厅堂里说话，看见大舅从外面回来，我急忙起身，叫了一声大舅，他冲我笑了一下，那笑容极单纯，如同婴儿的笑容一般，完全是出于本能，没有任何内涵。妈妈诉说了大舅的一些事，说他越老越不懂事。我说我想给大舅配一个助听器，这样大家说话，他就可以听得见了。妈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坚定地说：不要！就让他聋一辈子吧。我想了想，觉得妈妈说得有道理：一个人听得见声音、听得懂每一种声音的含义，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各种能力在相应地增强，并做着相应的事情。大舅聋了一辈子，忽然让他听得见声音，他未必能听得懂别人说的话；即使听得懂别人说的话，他也未必知道该怎么做。也许，那样会打乱他的生活规律，让他不知所措的。能让大舅听见声音而不让他听见，我有点儿于心不忍；而打乱大舅的生活，让他陷入茫然之中，则是一种残忍。再说，对于一个平静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来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声音是必须听到的呢？听不到美妙的音乐，也听不到嘈杂的吵闹，因而少了一些烦躁；听不到真诚的赞美，也听不到虚伪的奉承，因而少受一些欺骗；听不到喜讯，也听不到噩耗，因而少了一些痛苦。得与失原本就是一对孪生的孩子，哪一个大一些，哪一个小一些，谁能说得清楚？另外，耳聋带来的沉默，使大舅一生不曾有过口祸，许多人被耳提面命的群居守口独居守心之戒于大舅是毫无意义的。从这一角度来讲，大舅生来就具备而且一生保持了道家的无为和佛家的清静，这是有大智慧的人苦苦修行方能达到的境界。于是我不再想给大舅配助听器的事儿。
　　我离家的时候，妈妈送我到屋后的路边叮嘱我路上小心，大舅站在旁边看着我，我朝他笑了笑，他也笑了一下，嘴巴有点儿歪斜，面部肌肉有点儿僵硬，很沧桑，但极单纯，如同婴儿的笑容一般。我没有说话，声音对于大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大舅是一个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