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留在心头的疤

　　玲子娘家的拆迁工程开始了，一面面墙壁的坍塌，感觉就像绿色森林里一棵棵大树倒在利斧之下，让人心痛。
　　玲子不喜欢拆迁。两年前，政府官员用红油漆在每家每户的墙壁上刷下了一个拆字，那拆字很大，很刺眼，一笔一划，像螃蟹的脚，横行霸道，占据了墙壁中间的位置，怎么看，都像牢牢盖上去的红印章。一头猪，盖上印章，就成了一堆肉；一封信，盖上印章，就去了遥远的地方。房屋盖上印章，意味着什么？幽静的小院，葱茏的花木，错落的篱笆都会成为记忆，连同在这里度过的散漫时光和拥有的生活习惯。这就是乡镇城市化，不管你是否愿意，赶鸭子般，一竹竿下来，都逼入鸽笼式的高楼大厦里，连祖祖辈辈用汗水孕育了希望的周边土地，也将由种庄稼改成种房子。老窝还在，迁徙的鸟儿，返回就有热切的召唤，倘若老屋不在，年轻人飞出去后，心灵该寄存在何处？
　　那两年，拆迁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了种进人们心里的摇钱树，闭上眼，人们仿佛就能看到屋上的瓦片、地里的土坷垃变成金币，挂在枝头，摇曳成一片璀璨，人人似乎都在兴奋，都在努力，封阳台，扩厨房，围院墙。就在那时玲子家丢失了一份安宁。为了爷爷的三间地基和几亩薄田，五个子女先是坐到爷爷床前，同瘫痪在床的爷爷拉家常，套近乎，后又聚到桌子旁，谈上面的补偿方案，也谈财产的分配方案，谈到最后，争了，吵了，红了眼，动了粗口，甚至掀了桌子，砸了板凳，吵吵闹闹吹灭了爷爷的生命的灯盏。玲子讨厌这拆迁！
　　一个拆字已经在心头划下伤痕，现在真拆了，玲子真的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她去年就出嫁了，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娘家的拆迁是爸爸和弟弟的事，可是她没有料到，拆迁还是把她平静的生活搅得风起浪涌。
　　走在巷子里，玲子有种满目疮痍感，绿树掩映的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空气里充斥的是噪音，是尘埃，远远的，她看到自家的三层楼桀骜不驯地挺立着，就像汪洋大海中冒出的一座孤岛，硝烟弥漫里负隅顽抗的最后的堡垒。玲子娘家是镇上头号钉子户，她是拆迁办重点改造对象。当爸和村里几个钉子户闯入拆迁办闹过几次后，玲子的知名度急剧上升，在讲台上默默耕耘的她成了各级领导关注的人物。校长在百忙中抽出整整一个下午，单独把她请到办公室，抱出一大摞文件，一对一的，帮助她咀嚼中央精神，领悟地方政策，或许她不是党员的缘故，思想觉悟不高，那个下午她没有参透那些深奥的理论文献，只记住校长语重心长的一句话：你是吃皇粮的，要配合公家做好你爸的工作。二中、三中、五中、六中的校长排好队似的，纷纷挤出晚上时间，在电话里给她这个七中的老师上思想课。几番轰炸，玲子的头大了，晕了，她对慷慨激昂的讲话有些过敏，以致上课她都不敢热情洋溢了，但她又觉得她平铺直叙的讲课声里夹杂着心不在焉的成分。
　　现在，玲子特地从工作的县城赶回娘家镇上。碎石砖块瓦砾塞满路面，高低不平，她的高跟鞋踩上去，如同船行险滩，人走刀山，眼看老屋就在不远处，可这段路却让她脚下筋疲力尽。路真难走啊！玲子停下来，在心里感叹。她不是没做爸的思想工作，钱财对她来说，一直是身外之物，她只想平静快乐地度过每一天。她能看淡一切，可她能保证身边的人都能这样吗？正如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他桃李满天下，可他就能自诩他的子女一定是栋梁之材吗？再说站在爸爸的立场上，他的要求也不过分，同样的占地面积，为什么有人补偿多，有人得到少？他只是要求政府把具体条款拿出来看看，仅凭这一点，就能说他是令人头疼的刁民，是不知好歹的贱民吗？玲子几天都没有上课了，教育局纪委书记驱车莅临学校，在校长的陪同下接见了她，一阵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后，大手一挥，一副沉重的担子落到了玲子肩上：什么时候做通你爸的工作，什么时候就上班，这比教几个学生更重要，它直接影响镇上的开发进程。这一死任务让玲子的心堵得慌，她几次拨通爸的电话，但一提到拆迁，爸都一口回绝：安心上你的班吧，家里的事你少管，爸有分寸的。他哪里知道，他的女儿怎能安心上班？哪有班上？
　　玲子终于走到了家门口，眼前的一幕比她想象的更糟，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桌椅冰箱全都拖出来，扔到了路边，厨房的一面墙已经跪倒在挖土机下，大门张开狮子大口，窗户上的玻璃碎了一地。人呢？爸妈会不会被捉去关禁起来？听村里人说，那几个钉子户全拔掉了，都是被一帮黑匪制伏的。玲子眼前一黑，深一脚，浅一脚的，她踉踉跄跄地朝拆迁办走去。
　　此后的几天，玲子同教育过她的一些领导周旋，交涉，爸妈平安地放出来了。每天侍立在谈判桌边，玲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哪一方谈崩后，一块巨石又砸向自己。
　　当双方在协议书上签下字后，玲子如释重负，对着万里晴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她不想过问那笔补偿金额，她也不愿看到老屋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轰然倒塌，她匆匆地赶往学校，整整十天她没有给学生们上课了。一件事可以让人一夜之间长大，也可以让人一夜之间变老，在一道伤疤的覆盖下，玲子的心累了，老了，她只需要一份安宁，一份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