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空间里的市民生活

　　郎朗
　　茶馆和咖啡厅，介于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小空间，就像是飞速运转的城市机器的散热孔，缓解这都市生活的疲惫与寂寞。但是，寸土寸金的城市中，这样休憩与交流的场所，正在一点点淡出我们的视线。
　　在上海方浜路上的春风得意楼，你会看到很多老先生，他们用上海话说笑着，聊了很久才开始向四面八方分散离去。茶馆的经理梁似瑛介绍说，这是每周六的固定节目。早上6点钟，茶楼开始供应早茶，陆陆续续就有老先生上来，他们各自带着报纸和一周的见闻，从国家大事到家长里短，老先生们要热热闹闹地聊到快10点才散场。
　　上海这几年城市规划也快起来了，很多老区改建了，老邻居都分散了。现在住高楼和原来住弄堂不一样，都关着门，谁也不认识谁，特别是老人家连和人说话的机会都少了。为了给这些老人一个说话的地方，虽然早茶利润不高，梁经理多年来还是坚持着这个业务。
　　春风得意楼每天的早茶时段会接待不同群体的聚会，今天是某个机关的退休干部们，明天也许就是哪个拆迁了的社区的老邻居们。因为邻近一个古董市场，每周日早上这里还会有个收藏爱好者专场，大家来展示一下自己新淘到的宝贝。有时候看着客人淘到一个宝贝那个滋润的样子，我都跟着他高兴。早茶时段的生意显然也给了梁经理很多快乐。
　　然而这样愉悦的交流场所在大都会里却越来越难找。大移民的时代，熟人社会被打破。我们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天天奔波于城市的水泥丛林之中，没有心情去认识住在隔壁的邻居。时尚的新型住宅区里，精心设计了公共空间，然而使用这个空间的人却寥寥无几。新开发的郊区城镇，道路宽敞得可以容纳6条车道，玻璃立面的大楼都有二三十层高，人的活动变得微不足道。零售业被装进设计精巧的大厦里边，临街小店在城市改造的大潮冲击下，一点点消失，街边小摊在城管的严格执法下销声匿迹。车水马龙的大都市呈现给你的，往往是寂寥的街景。
　　曾经，茶馆被称为介于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第三空间。也许，在人们住进了宽敞的大房子之后，这种用于交流的第三空间已经不再是城市生活的必需品了？
　　第三空间的作用
　　北京老舍茶馆的尹智君总裁很肯定地说：不管你买了多大的房子，把朋友都请到家里总是不方便的。请到家里来，朋友就得面对你的父母、家人，大家的话题是不一样的，而且客人来之前你得打扫，客人走了要收拾，次数一多，这种交往反而变成负担。
　　而茶馆，正是一个介于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第三空间。茶馆作为典型的供市民交流的空间可谓历史久矣。早在唐代开元年间，茶馆已经在市井之中蔚然成风。时至宋代，茶馆已经是《清明上河图》的万商云集、百业兴旺不可或缺的一笔。那时茶馆已经具备多种功能：喝茶聊天、品小吃、看表演、谈生意、做买卖。明清之时，茶馆进一步发展，每个茶馆都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春风得意楼的梁经理介绍说，清末民初，在老上海方浜路上的茶楼，都有固定群体光顾，有的是布匹商人的集散地，有的是古玩商人的据点。
　　茶馆同时滋养了很多民间艺术。宋明之际，书茶馆盛行，说书艺人的话本成为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清代，曲艺成为茶馆的重头戏。评弹、鼓书、相声、戏曲的角儿们，往往也要借茶馆来扬名立万。
　　西方的观察者们进入了中国城市后，敏感地发现了茶馆的社会学意义，对茶馆的社会闲聊产生了浓厚兴趣，把其看做中国城市社区中的自由空间。这个最能反映民意的空间当然也引起了行政当局的密切关注。
　　随着西方人进入中国的还有他们自己的公共空间形式咖啡厅。虽然都是茶馆的经营人，尹智君和梁似瑛都不讳言自己对于咖啡厅的喜爱。对于这两位感性的女人而言，咖啡厅是混着奶香和咖啡香、有着异域风情、可以偶尔与朋友恳谈一番的另一个空间。
　　除了女人味，咖啡厅的历史也曾有过血雨腥风，连法国的大革命都是在咖啡厅里酝酿产生的。《悲惨世界》里就有革命者在咖啡厅策划革命的情节。此外，英国的学者、法国的画家、奥地利的音乐家们都是咖啡厅的主要顾客。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看来，咖啡厅为布尔乔亚阶级提供了自由参与公共事务，与公共权力抗衡的公共领域。文化历史学家马克曼艾利斯甚至把咖啡厅看成民间下议院，在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最早的咖啡厅由法国人在云南开设，不过它真正的兴盛是在开埠后上海的十里洋场。咖啡厅作为西方文明、进步的象征，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上层社会，特别是文化人的注意。自由主义海派文人张若谷称文艺咖啡厅为现代都会生活方面应有的一种设备，他与田汉、朱应鹏等文人常在上海霞飞路的巴尔干咖啡店谈论文艺、时事、要人、民族、世界
　　左翼人士却对咖啡馆带来的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入侵有本能的抵触：郁达夫宁可在茶馆里坐坐，能够听到许多社会的琐事和下层职业的情况，而鲁迅即便进入咖啡厅也坚持只喝绿茶。但当时左联的活动却都安排在公啡咖啡馆，公啡咖啡馆是外国人开的，外国人对喝咖啡的人又不大注意，开会比较安全。
　　从小处说，茶馆与咖啡厅提供的空间是人与人交往的场所；从大处说，这个空间里滋养着最鲜活的市民文化，反映了最真实的民间意志，甚至孕育着推动社会发展的民间力量。
　　争夺空间消费的市场
　　然而，这样一个重要的空间曾经一度在中国社会中缺席了。随着各大城市开始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变的改造工程，市民生活空间被新建的生产部门不断挤占，市民生活被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取代。只有大尺度的广场、街道才能符合动辄数百上千人的游行需要，而茶馆和咖啡厅这种小空间则渐渐淡出了城市的视线。
　　在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的人还只是刚刚脱离了贫困线，人们的金钱更多地流向了物质消费，花钱买一个不大实惠的消闲空间毕竟不是大多数人能够负担的。十年之后，当上岛咖啡进入大陆市场的时候，以选择场所为目的的消费者越来越多。
　　总部位于上海的上岛集团董事长游昌胜告诉记者：1997年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内地懂得喝咖啡的人很少。如果直接进入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我们选择了先在海南和东莞开店，那里台商比较多，比较容易带动。慢慢地，游昌胜发现：当时进来咖啡厅的人不是要喝咖啡的，他是要个环境。他约了朋友，都是会说我在哪里哪里，这里很漂亮。当时的东莞还不是很发达，装修漂亮一点，当地人就觉得很不一样，找朋友来，觉得体面。
　　凭着宽敞的店面、棕绿色调的优雅装修和舒适的沙发，上岛咖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务人士，并迅速在全国扩张。十年时间里，上岛加盟店在大陆已经达到八九百家之多，遍布包括新疆、西藏在内的各个地区。
　　与此同时，同样来自台湾和外资的一些咖啡连锁店也在东部一线城市扩张迅速。如果你在上海街头走走，会发现咖啡厅的分布密度完全不亚于欧美城市；甚至在以茶馆文化著称于世的成都，仅良木缘咖啡厅就开到19家之多。而代表传统市民空间的茶馆，在此轮竞争中似乎处于弱势，多以小规模的单兵作战为主。标准化是最大的瓶颈，尹智君认为，咖啡厅用的都是咖啡机，一按按钮，出来的咖啡都是一个味道的，既达到了标准化又节省人力培训。茶馆里的茶都是人工冲泡的，每一泡味道都不一样，更不要说养茶艺师了，那成本更高。想达到咖啡厅那种标准化的连锁模式恐怕还要很多年。
　　春风得意楼的梁经理却比较乐观：去咖啡厅也好，去茶馆也好，喝的东西虽然不一样，但是需要的心境是一样的。只有能够品味生活、有和别人交流的愿望的人，才会去找这样的空间。咖啡厅嘛，比较时尚、洋气，也许更容易吸引人，由咖啡厅来培养这样一个消费习惯也蛮好的。今天去咖啡厅的年轻人，过两年也许就会来茶馆了。这也是在给我培育市场呀。
　　制造空间的高昂成本
　　咖啡厅虽多，但大多与印象中的公共空间有所差别。如果你看过美国喜剧《老友记》，你一定不会忘记主人公们每天相聚的咖啡厅。六位好朋友，每每举着一大杯咖啡，聊着一天的琐事作为社区交流空间的咖啡厅本就该是这种日常的存在。
　　现今的咖啡厅未免太高级，四五十块一小杯咖啡的价格，让许多人没有了走进去的底气。很多连锁咖啡厅面积往往有几百平方米，隔成不同空间，再预备几个包间。与其说是公共空间，不如说是在公共地段出售的私人空间。走进去的人，可以嗅出扑面而来的一股商务味道，让人很难有闲聊的心情。
　　茶馆的气氛也不见得比咖啡厅休闲。我轻易是不敢进茶馆的。上海流行的都是茶艺馆，每桌配个茶艺师，光调茶的器具就摆一桌子。我的妈呀，别说聊天了，我每次都是毕恭毕敬坐着，大气都不敢出的。一位经营咖啡厅的小伙子形容着他对茶馆的感受。在四川、湖南一些内地城市，也许还能找到平价茶馆，但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茶馆都不约而同地走起了高端路线。这些的茶馆，常常都是雕龙刻凤的装修，纯木的家具，喝的是上百元一壶的顶级名茶，连盛茶的器皿，都是上好的瓷器。
　　为什么茶馆、咖啡厅不能更平民化呢？难道小老百姓没有喝茶聊天的需求吗？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交流的需要，这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的本能。北京奇遇花园咖啡馆的经营者詹先生说，最理想的咖啡厅，当然应该是以社区为基础的。不过在北京很难做到，店面租金太贵了。我还有进口咖啡豆和人力资源的成本，摊在咖啡里，一杯卖三四十块，单靠社区的消费是很难维持的。
　　老舍茶馆的尹智君也有同感：现在茶馆走高端路线也是没办法的，企业嘛，还是得以营利为目的的。店面租金很贵，为了保证一定的营业额，只能先抓住有消费能力的客人。一些高档社区也许还能养得起一个社区型的茶馆，但大部分社区是没能力的。那普通大众的交流场所在哪呢？也许在餐馆吧，詹先生犹豫地说。中国的餐馆不但提供美食，还把酒吧里的醉言醉语和咖啡厅里的思考交流一并收纳了进来。
　　尹智君却不认为餐馆能取代茶馆：酒足饭饱之后，面对着一桌子残羹剩饭，交流，就像是浮在盘子里的油，成了流于表面、难以消化的东西。她介绍说，老舍茶馆这三层楼，每层的设计都不一样，一楼是散座，点心和茶价格都不算高；二楼珍味楼，就比较贵一点了；到三层，是楼中四合院，单间茶室，属于高消费。这个设计也是为了让不同阶层都有个喝茶的地方。门口的二分钱大碗茶也还开着，过路的也能歇歇，喝口茶。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很热心公益。我们一楼的散座，每周都会有一群票友聚在一起唱会儿戏。基本就是公益性质了，一位收5元，后来他们主动提出涨到了10元。企业可以做公益，可是也得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创造工薪阶层的公共空间，还是得靠政府。尹智君说。
　　换个角度看社区
　　居民整体消费水平和经营成本的落差，也许真的是制约茶馆、咖啡厅在一线城市走入社区的因素。星巴克在美国的成功得益于它的社区路线，星巴克要求员工们尽量记住所在社区中熟客的名字，以及他们喜欢的咖啡口味，成功地为客人营造了家一样亲切的第三空间。但进入中国市场后，星巴克也选择了避开社区，而开在繁华的商业区。
　　其实，也有人这样提出：星巴克设立分店的商业区，往往也是外国人集中的地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星巴克依旧在服务社区。这倒不失为社区的新概念，毕竟我们进入了大移民的年代，社区也不该拘泥于地理范围。
　　开在商务区，服务于流动的消费人群的茶馆、咖啡厅也就等于在服务一个脱离了地理概念的社区。游昌胜就强调，上岛咖啡服务的是对上岛品牌熟悉的老客人。他们在一家上岛咖啡厅里喝到了好咖啡，享受到了好的服务，当他们到了其他地方，也还会愿意到当地的上岛消费。
　　与那些商务咖啡厅不同，奇遇花园咖啡厅瞄准的则是另一个虚拟社区网络。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成为社区咖啡馆，我希望把奇遇花园做成北京的咖啡馆，给北京提供一个公共空间，詹先生告诉记者。他执着于公共空间的概念，所以偌大的咖啡厅没有设计包间，采用全开放式的格局，以红色帷幕稍作区隔。靠墙的一边是一大排书架，摆满了各式图书，看着就足够文艺。而每周末，这里都会举行一些演讲或者电影放映之类的活动。奇遇花园可以说是网络上公共领域在实体空间中的延续，是虚拟空间某种程度的地理化。
　　如今，人口的流动与交通的发达已经打破了传统社区的概念；网络的兴起，提供了人们一个更广阔的公共领域，传统的市民空间也随着这些改变而改变。既然固态的社区被流动的人群取代，面对面的交流变成了网络的高谈阔论，茶馆与咖啡厅，这样半公共半私人的小空间，是否已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呢？
　　早在20世纪60年代，城市评论家简雅各布斯就对这些小空间的作用做过总结：没有人比这些小生意主更渴望安全。街边的咖啡厅和小商店，是社会安全的天然保障者。他们透过自己的窗子，望向街道，用自己的社会眼监控着公共空间，使社区居民和过路行人在漫步这些街道的时候感到安全。
　　这些小空间同样是社区生活的润滑剂。半开放的咖啡厅，摆在街边的座位，使人的活动节奏慢下来，促进了社区中人与人的交流。当你愿意放下所有的戒备，坐在咖啡厅里享受休闲的午后，当店员可以叫出你的名字，当你能放心地把重要物品暂时存放在柜台上，社区的互信基础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在城市无限扩展、汽车工业蓬勃发展的年代，人们曾经以为雅各布斯的描述将在美国大城市中消失。但是这些街道与小空间，生命力顽强得超出人们的预计。在中国的大都会，这些市民的空间也不应该消失。春风得意楼里老人们的闲聊，老舍茶馆里票友们的聚会，奇遇花园咖啡厅里文艺青年的自我调侃，这些小空间构成了多彩的城市生活。
　　如果街道修得再窄一点；如果商业区与居住区没有太泾渭分明地区隔开；如果政府与公益组织为平民社区的公共空间建设，提供一点点帮助我们会保留一个生机勃勃的市民空间。
　　（稿件来源：《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