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时的杨守沫

　　作者：杨立伟
　　一、抗美援朝时的父亲
　　1948年10月15日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我父亲杨守沫结束了在国民党滇军中10年中共地下秘密工作的生活，回到解放区。紧接着，中共地下党策反成功，国民党将领曾泽生率滇军60军在长春起义，1949年1月，这支起义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50军番号，同时进行整训，从东北军区各地抽调了几百名干部充实进去。父亲也被调入，任团级教导大队副政委。1949年6月50军奉命入山海关南下，归四野建制，转战湖南、四川、湖等地，1950年2月起驻扎湖北。
　　（锦州地下工作时期的父亲）
　　1950年9月下旬50军奉命开赴东北，10月25日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在第三次战役中，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解放汉城。在第四次战役中，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50昼夜，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保证了志愿军主力的休整、集结和粮食补充，为准备实施战役反击争取了时间。
　　1951年3月15日50军回国整补。同年7月，第二次开赴朝鲜，担负西海岸防御以及抢修机场等任务。10月至11月，奉命执行渡海攻岛任务，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先后攻占南朝鲜军盘踞的椴、炭岛、大和岛、小和岛、和艾岛。1955年4月，从朝鲜撤军回国。
　　（父亲入朝后任50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看这照片上的坑道跟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里的是不是一样的？）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父亲以中方代表身份参加。当时中方是周总理在国内直接领导，代表团的直接负责人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李克农、乔冠华，1953年10月25日，谈判地点又改在了板门店。
　　照片上的父亲，与他本人平日一样，一般都穿正装，表情从来是很严肃的，基本是没有笑容，不卑不亢的样子。惟独在朝鲜这张照片，开怀大笑，而且穿着随意，坐在地下，两手抱肘，非常放松。除了这张照片，我从小到大几十年，从未见过父亲如此这般的表情、服饰和动作。我曾经问过父亲，什么场合下照的这张照片，他只是笑一笑，说记不得了。
　　（瞧这身衣服，够土的吧，这可是标准的志愿军战士军装啊！）
　　参加停战谈判，与10年地下工作经历，是父亲一生中的两个亮点，我曾经多次动员他把这两段经历写下来。他在晚年只写出了地下工作的一段回忆，参加停战谈判的经历却终于没有来得及写便逝世了，成为永远的遗憾！
　　父亲生前曾偶尔讲过一点片段
　　（一）谈判期间参观过一次美军战俘营，看到美国战俘正在玩乒乓球。父亲一时高兴，拿起拍子上了阵，几个回合便打败了那个美国战俘。父亲在学生时代玩过乒乓球，还是打削球的呢。
　　（二）谈判期间吃饭。美方都是端上很讲究的餐盘，各色各样的菜肴，奶油面包咖啡，刀叉齐全。我们的饭也很不错，比如猪肉炖粉条，馒头大米饭什么的，可是餐具不太讲究：拎上的是一大桶菜，每人盛一碗，端着可劲造。吃的挺香，可是看着有点不雅。
　　（三）遣返战俘时的工作最艰难，美国刻意制造了很多麻烦。我方坚持要各自全部遣返战俘，而美方却要搞什么自愿遣返，又是什么一对一（即双方各自遣返战俘数目要对等，我方被俘人员多于对方，所以对我方不利）。每个战俘的遣返都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在搭好的帐篷里，摆了长条桌子，我方有朝鲜人民军代表、志愿军代表，对着美国代表、南朝鲜代表；中立国代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社会主义国家，倾向于中朝一方，另外的中立国代表瑞典和瑞士，则倾向于美国和南朝鲜。桌子正中坐着主席是印度代表，主持谈判。
　　帐篷的入口每放进一位志愿军战俘，先要他本人表态，愿意回中国大陆的，从一个门走出；有不愿意回大陆的，从另一门走出。有的人进来，态度非常鲜明：我当然要回祖国，那里是我家乡，我父母亲人都在那里，还有什么说的！像这样的，争议也就比较少。有的人受了美国和南朝鲜及台湾特务反共宣传、策反和威胁残害，有些是过去国民党兵解放过来思想本来也没有完全转变，还有些是家庭出身地主土改时被打击的，这些人一进门就喊反共口号，骂共产党，要去台湾。我方代表就会严正指出，这是受了对方策反宣传，不是他的本意，我们要求正常遣返回来。而美国南朝鲜方面就吵闹着说要尊重他本人意愿，不能让他去中国大陆，回去要受共产党迫害云云。双方争吵交涉不可开交时，中立国的代表就来插话帮腔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自然支持我们，而瑞士瑞典的代表则完全站在美国南朝鲜方面。争执不下时，主持谈判的印度代表再来调停。。。。。。被遣返的每位战俘，都经过这样激烈的交涉甄别。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终于结束了这场历时2年9个月零2天的残酷战争。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把骄横不可一世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
　　（胜利了，照片上人也精神，衣着也光鲜！）
　　1955年，父亲随部队回到祖国。先在解放军绥化八三速成中学任政委，后任黑龙江省军区秘书处处长。1964年转业到地方工作，任黑龙江省图书馆副馆长。文革中因家庭出身和10年地下工作的经历饱受造反派打击迫害，文革后期平反，担任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10年。1982年离休，1994年8月因车祸去世，终年78岁。
　　二、抗美援朝时的母亲
　　1949年春天，我母亲李书贤带着我舅舅，从家乡河南省鄢陵县到许昌考取了解放军四野青干校，从此参加了解放军，走上了革命道路。那年，母亲26岁。
　　当年秋天，部队南下到武汉，在那里，母亲和战友们欢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随后，母亲被分配到卫生队学习。1950年春，部队奉命北上开到哈尔滨。3月，母亲在干校中第一批加入了中国共青团的前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7月，母亲被评为全校模范学员（共两名），毕业后留在炮兵后勤部总医院工作。
　　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开始，总医院下属两个分院都先后随部队入朝，而总院按照全军统一编号，改名叫三十六陆军医院，留在后方接收伤员。母亲曾多次申请上前线，也做好了一切准备，连行装都准备好了。虽然她最后也没有直接上前线，但是，她亲身参加了几年的救治志愿军伤员工作，在后方尽力支援了前线。那时，我的父亲正在朝鲜战场上，但是，他跟母亲之间还完全不认识呢。
　　战争开始后不久，大批伤员就送回国内来了。当时母亲在外科，忙得不可开交。送到后方来的，都是重伤员，颅脑损伤的，缺胳膊断腿的，穿胸透腹肠子打出来的。受伤时的情况也是各种各样的，比如，一个排长，正在吹哨集合，一个弹片飞来，把脸打穿舌头和满口牙连下巴都打掉。那时战事紧急，从南方调兵紧急入朝，有的部队来不及换冬装，穿着单军装戴着大盖帽就上去了，冬天里零下20多度30度的严寒，守一个山头趴在那里一昼夜，下来后全部严重冻伤，从师长到战士，上千人下肢冻伤坏死，只能锯大腿！
　　母亲全力投入了救治伤员的工作中，母亲出身贫苦，为人善良，对待伤员就像对自己亲人一样，不分昼夜地护理，给伤员打针换药，喂水喂饭，有些重伤员自己解不了大小便，母亲用手帮助他们排便排尿，那时母亲还是20多岁的未婚姑娘啊。
　　这些伤员因为伤势都很重，很多人被截肢残疾了，身体和精神都非常痛苦，所以脾气也都不好，医护人员工作稍不注意，有些伤员们就会发火，砸东西，摔注射器，甚至打骂医护人员。每到这时，母亲从不急燥也不躲避，总是耐心劝导，悉心照顾。母亲的爱心感动了伤员们，很多人都对母亲非常有感情。什么时候有伤员闹事了，护士护理员都没办法，母亲赶去一劝，事情往往就能平息下来。伤员们都把母亲当姐姐，都喊李大姐，有位重伤员终因伤势过重无法挽回生命了，临死前一定要见见李大姐，他是拉着我母亲的手永远闭上眼睛的。
　　伤员们的身体恢复好一些的，在医院里就呆不住了，要上街。医院就安排医护人员带他们出去走走，母亲也经常接受这样的任务。伤员们成群结队地走到街上，也非常不好组织，看到剧院演戏了，要进去看，不用买票，进去就往戏台前面跑，母亲要组织他们，告诉他们，咱们到前面坐好，别影响演员，这样大家才能看好戏呀。伤员们互相搀扶着：少了一条胳膊的扶着断腿的，聋子扶着瞎子，一大溜坐在戏台前面看戏或者只能听戏。
　　母亲的一些战友姐妹们的丈夫都是入朝参战部队的干部，目睹伤员的惨状，每天睡不着吃不下，特别是战事紧张时，一连几个月得不到前方音信，心一天到晚真是悬在嗓子眼里。我舅舅也已入朝参战，半年多没有音信，母亲急得不断给部队领导写信询问，一次她在信中这样写道：我弟弟李保全，自入朝后一直没有来信。如果他在前方遭到不幸，你们一定给我来个信。我不难过，不悲伤，一定用实际行动加劲干工作，支援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
　　后来直到舅舅的上级接到母亲的信，催促舅舅回了信，母亲才稍稍安心。
　　我保存着母亲的厚厚一沓立功证书，其中有两次是二等功，其余是三等功，大都是1950年到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舅舅在38军炮兵部队，一直在前线参加了四次战役。父亲在开城和板门店作为志愿军代表参加停战谈判。叔叔作为祖国人民慰问团入朝慰问志愿军。母亲在后方医院救治伤员。我的4个最亲的长辈，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1954年三十六院出席上级功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后排左起第二人是母亲。
　　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三十六院改编为解放军211医院，母亲任妇产科护士长。
　　（1956年父亲与母亲的结婚照）
　　1965年母亲转业到地方工作，在哈尔滨市太平区人民医院任总护士长。1979年退休。退休后不久，从来精力旺盛几乎不得病的母亲身体渐渐衰弱，有血尿。检查也不能确诊是什么病，还到老部队211医院住院检查了一段时间。那时她参军时的许多老战友还都在医院工作，对母亲都非常亲热。我去探望时，他们还对母亲说；这就是你那个宝贝儿子啊，都这么大啦！我那时20多岁，下乡都4、5年了，听他们这么说我，还感到很不好意思。
　　1979年8月，我刚刚参加完高考，母亲确诊患了转移性腺癌，经过三年顽强而痛苦地与病魔搏斗，1982年8月23日，母亲走完了她勤奋辛劳的人生，终年仅59岁。
　　（1982年夏天我与母亲在医院病房留影，数天后母亲就去世了）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3年，母亲离开我们已经35年了，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母亲诞辰94周年，在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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