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如何核算人生

　　人没有不算账的，特别是没有不算人生账的。
　　《人生核算》的作者，从一个时代的宠儿，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用十年的铁窗生涯，终于学会了算人生账。问题是，人为什么非得身陷囹圄才会认真算账？每年数万名官员被查处，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人前腐后继？人的一生到底应该怎么过，才是价值最大化的人生？换言之，人到底该如何算人生账？
　　这是一道老命题。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却又是一个新命题。
　　所幸的是，几千年来，古人对此进行了足够的思考。可以供我们参考和学习，进而思考自己这一生该怎么活，怎么活出一个风险最小、利益最大的有品位的人生。
　　说到这儿，就不能不注意一个人物曾国藩如何算他的人生账。
　　翻开厚厚的历史黄卷，我们会惊人地发现：千古以来，因挽救一个王朝而成大功、享大名最终依然能够善保者，大概仅有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和清代扑灭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郭子仪因功被封为汾阳王，并与当朝皇帝结为亲家。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享尽了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这人生五福（郭氏在世84年），可谓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最为有福之人。
　　曾氏虽未封王，但那是因清朝从康熙帝之后不准封汉人为王。在白手起家，以一介书生带兵，攻取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完成清政府正规军未完成的重任之后，曾氏被封为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衔，殊荣达到汉族大臣的顶峰。
　　此前，曾氏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节制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四省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此后又担任直隶总督，清代八大总督中最有权的两大总督他都当过，可谓权倾天下。曾氏死后，朝廷为之辍朝三月，追封其为太傅、谥号文正，给予了他汉族大臣最高的礼遇（满清一代，仅有三人被谥为文正）。
　　曾氏不仅自己成为当时中兴第一名臣，而且荐贤满天下，晚清的封疆大吏如左宗棠、李鸿章、李翰章、彭玉麟、刘铭传等，以及著名科学家、改革家、实业家如郭嵩焘、李善兰、徐寿、容闳等，无一不是其部下、幕僚或是被其推荐者。曾氏的子孙也代有才人出。不像其他豪门家族，君子之泽，三世而斩。
　　综观曾氏一生，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在短短一生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达到几近完美的境界。更难能可贵的是，曾氏虽然后半生军书傍午、戎马倥偬，却留下了一大部内容极其丰富的《曾文正公全书》，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圆满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人生三不朽事业的人。从而成为当时及此后知识分子膜拜的对象。梁启超称曾氏为全世界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蒋介石奉曾国藩为人生偶像，终生研读《曾文正公全书》，称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毛泽东称自己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当时贪渎成风的形势下，曾氏却做到了清廉自守。而他的弟弟、战友曾国荃，却因为大发战争财，获得老饕的恶名。反差之大，颇为耐人寻味。
　　曾氏的清廉是自始至终的。他27岁中进士入翰林，10年间连升十级，37岁即官居正二品，而且清朝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他当过除户部外的五个部的侍郎（副部长），发财机会不是没有，用现在的话说，面临的诱惑相当大。此后，在带兵期间，他集军、政、财税、司法大权于一身，弄钱更是比不弄钱还容易。但曾氏从三十岁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发誓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子孙敛集财富。神明作证，决不食言！曾氏不只是说说而已。在晚年时，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的家信中欣慰地说：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
　　一个人要做到一生廉洁自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贪婪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人非常重视修养的学问，即修正错误的、低级的、短视的思想、行为，养育正确的、高尚的、远见的观念、情怀。因为这既关系到个人的安危荣辱，也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存亡。
　　曾国藩也是一个凡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的欲望的神仙。我们细细品味他的《家书》、《日记》等原始资料就知道，在舍与得、名与利、荣与辱、贪与廉等困惑我们的每一个问题面前，曾氏也会仔细地算账。只不过这些账他算对了，算清了，算明白了。曾氏的出污泥而不染，是在多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属于多因一果。择要而言，有如下方面：
　　树立高远的目标。
　　东方思维和西方思维的显著不同之处，就在于东方人非常重视集体意识，这一点在古代中国尤其明显。因此，中国人非常崇尚利他，认为利他是人生最高的境界。一个利他的人，就会受到社会的一体尊敬。
　　这一点，儒、道、释三家的认识惊人的相似：儒家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无一不是以是否利他为评判标准；道家认为小人则以身殉利，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庄子骈拇》），亦以是否利他为作为圣人和小人的区别；大乘佛教以大慈大悲、普救众生为己任，重视布施等菩萨行，更是认为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甚至诸子百家亦均以利他为共识，如墨家摩肩接踵而利天下；法家的韩非子主张欲富而家，先富而国，等等。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无不以利益国家、社会、他人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如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林则徐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自励；杜甫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勉等等。曾国藩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自称以禹墨为体，以老庄为用，其人生目标自然不是自己的一己之利，而是以天下苍生的福祉为念。
　　这从他在咸丰元年敢于冒着杀头的危险给新皇帝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批评皇帝一事就可看出。为了国家利益，他甚至不怕背恶名。镇压太平军时，有人因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但他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依然不改初衷，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他对精于为自己打算者，常常嗤之以鼻，甚至对于自己才干出众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因其官瘾太大格调不够高，也开玩笑地批评他拼命做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立志向圣人看齐的人，怎么会去偷鸡摸狗？所以曾氏的清廉，与其志存高远有决定性的关系。
　　培养慈悲的情怀。
　　古代官员称自己为父母官，初看似乎有作威作福的意思，其实不然。大概天下的父母没有一个不是慈悲为怀、无私付出的。如果一个官员真能以民之父母自居，那真是老百姓的福分。我们现在以公仆定位，考察来源，应该是始于中华民国，一直沿用至今。
　　初看似乎谦卑，但仆人对于主人的感情和父母对于儿女的感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对于一名官员来说，名称并不是那么绝对的重要。重要的是他对于百姓的情怀。事实上，一个清廉的人，必然是一个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感情的人。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是郑板桥的情怀，郑板桥是清廉的；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是李纲的情怀，李纲是清廉的；吾貌虽瘦，必肥天下是周恩来的情怀，周恩来是清廉的原因很简单：一个官员的收入总比一个普通百姓多，如果能以百姓疾苦为念，大概每一个官员都会知足常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曾氏就是一个对百姓充满感情的人，在他身上，流淌着为民请命的传统可贵血液。在他任刑部左侍郎期间，他直言不讳，向皇帝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反映货币贬值问题、治安问题、司法不公问题等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表现了他对官场丑恶现象嫉恶如仇和对百姓侠骨柔情的一贯情怀。正是因为这种情怀，曾氏没有眼盯着那些通过非正常手段暴富的官员而心理失衡，反而在生活上始终像一个普通百姓一样保持简朴而恬淡自乐。他平时每餐只吃一道菜，故而被幕僚戏称为一品宰相（一品即一道菜的意思）。
　　选定正确的榜样。
　　我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曾氏立志效法前贤，从不屑于蝇营狗苟。他认为：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所以他非常注重以古圣贤和当代贤达为榜样，刻意模仿其优点，以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坚定自己的向善信心。
　　他崇拜周公，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惭愧自己达不到周公的境界；他敬仰孔子，认为唯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终身学习、实践孔子的忠恕之道；他推崇孟子，对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和激昂刚烈的文风推崇备至；他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他钦佩张良，对张良进忠有术，握算无遗的超人智慧佩服不已；他学习诸葛亮，以其公忠体国，淡泊明智自励。对同时代那些德才兼备、堪为楷模的优秀前辈如张英、刘墉、林则徐等前辈和唐鉴、倭仁等当朝理学名儒，他也是认真地学习其做人处事。这些榜样，为曾氏养成胸怀天下、关心民瘼、注重气节、严于律己等品格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使其在晚清浊恶的官场中得以特立独行。
　　具有真正的智慧。
　　曾国藩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他的同事如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才气均在曾氏之上。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但曾氏却是个有真正智慧的人。他不靠聪明吃饭，而且极其反对聪明，反对侥幸，反对赚便宜，认为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一个人老老实实才是最大的学问。
　　他说：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一个人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不能光靠聪明。所以曾氏一生极其反对耍滑头。
　　曾氏带兵时有个规矩：每天和全体将领、幕僚共进早餐。李鸿章因为贪睡不想吃早饭，就假装头疼。曾国藩派人把他叫去，吃完饭后，盯着李看了半天，缓缓说了句：少荃（李鸿章的字），既入我幕，此中无他，但尚一‘诚’字尔！挥袖而去。李鸿章毛骨悚然，终身再也没有睡过懒觉。
　　曾国藩喜读《周易》，对其中盈虚消长、盛极必衰的理论有着很深的体会，他常说天下之理，满则招损，亢则有悔，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至当不易之理也。他忠告弟弟们：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此阿兄阅历极深之言，望弟记之。对钱财、富贵的利弊，他也有着智慧的认识：古今多少豪杰，于财色二字看不破，身败名裂，破家亡身。思之令人悚然！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功夫。确是睿智之语。
　　他在遗嘱中写道：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醉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这种人生哲学，初看吃亏，其实是极高明的智慧。其实他的这一观点是继承于古人的，如孔子认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子认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释迦牟尼认为富贵荣华，不可常保。墨子认为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都是千古不易之言。
　　养成过硬的学问。
　　曾氏不是一个为学问而学问的书呆子，而是一个注重实用的学问家。他曾对弟弟们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读书皆为科名起见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强调要把圣贤书中的道理落实到自己的思想、言行、生活中。否则，便不会真正受益。读书的目的是修身养性，他对儿子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曾氏自己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愈文集》四书，目的是学习前人的得失兴衰，扩展自己的胸襟见识。他在晚年多次告诫子弟的事亲以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等理论，既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的读书心得，更是他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灵丹妙药。
　　锻炼自制的功夫。
　　树欲静而风不止，人活在社会中，不可能不面对诱惑和侵蚀。但能在诱惑面前不乱方寸，则需要深厚的自制功夫。曾氏身上的毛病并不少，比如脾气大、爱较真、多傲气，等等。但曾氏硬是靠惊人的毅力练就了一身刀枪不入的自制功夫。举个小例子来说，为了去掉自己没有恒心的毛病，曾氏后来选择了每天坚持写日记的方法。这一记就是几十年，从不间断，直到临终。
　　在克服贪欲方面，曾氏更是如临大敌，终身不敢懈怠。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用句现在的话说，就是从不敢放松对自己的思想改造。他始终保持勤俭二字，即使到了位极人臣时，身上的一衣一袜也依然都是妻子、女儿亲手缝制的；米饭中没去皮的稻米，他也会嗑掉皮吃掉。
　　他坚决不给子孙攒产业，告诉儿子：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所关颇大。他苦口婆心地劝弟弟们：居家之道，可少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急，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画、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这一观念与林则徐儿孙若如我，攒钱做什么？儿孙不如我，攒钱做什么？的观点完全一致。
　　曾国藩并不是命运的宠儿。屡战屡败的事业危机、同僚倾轧的官场炎凉、孤苦无助的人生挫折、捉襟见肘的经济困顿，他一样也没有少体味过。但他硬是撑起两根穷骨头，养活一团春意思，成就了自己几近圆满的人格高峰。曾国藩毕竟是100多年前的人物，我们已没有可能完全照搬地模仿他。但是，尽管世事如棋局局新，却依然有些道理是不变的，比如如何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这个世界，特别是如何核算人生，我们更得好好学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