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笨皮匠做了件大事

　　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没有一本体育教课书，中国第一本体育教科书是由四川省高教局出版。具体经办人为黄建章、黄良芳和黄绍勤。有人曾形容：三个笨皮匠，顶个诸葛亮。如果我们现在不把当初如何创作中国第一本体育教科书的故事抓紧写出来，不多年后，这些人都不在世了，当初如何创作中国第一本体育教科书的故事就会被历史的长河淹没了。如果那时有人再来写中国第一本体育教课书的故事一定是变味的。人物简介：黄建章：原四川省体委工作，曾任四川足球队领队，上个世纪70年代末调四川省高教局，任体卫处处长。黄良芳：1959年选入四川田径队当短跑运动员，上个世纪70年代初调四川省高教局，在体卫处工作，曾任处长。黄绍勤：1960年初调入四川省足球队，有20余年职业足球经历，1973年中期转业到西南民族学院（现民大）任体育教师。笔者与老同事沈一麟事情的由来：1984年中初，笔者撰文对我国体育教学大纲的改革意见，提出大纲没有针对性、实用性就不具备科学性。1985年3、4月间大连会议便废除了这个大纲。当年5、6月在西宁召开2000年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国家教委体育司司长李晋裕也出席此次会议。有一天他叫广州学校体育研究所所长洪奇典，北京师大体育系主任滕志致（音）和笔者去李司在房间，李司长说：黄老师，你提出高校体育教学大纲的问题，大连会议已经将这个大纲废除了，今后用什么来代替大纲呢？你们三人来自不同省市，回去后与高教局沟通，希望早拿出一个方案来四川省高教局闻风而动：笔者由北京回成都，第二天上午就去省高教局体卫处找黄建章处长、黄良芳商量，结果一拍即合。不久笔者设计了《大学体育》撰写的框架，由体卫处召集在成都召开撰写《大学体育》的会议。成都体育学院院长周西宽坐阵，当时我只是端茶送水的服务员。会后大家各自带着撰写提纲回本校动笔。半年的撰写情况：半年左右由省体卫处组织，奔赴重庆、成都等地查看稿源，参加者：黄建章、黄良芳、周西宽、成电折教授和笔者。半年后稿源陆续送到体卫处，情况如下：文字部份70多万字图表1600多幅高教局请来主编周西宽修改，周院长带着历史任务住进了省高教局青羊宫招待所。一周后周院长一个字没有改（这真难为了周院长，周院长是研究古代体育的，而《大学体育》是现代体育）。有一天，黄良芳把笔者叫到高教局局长卢铁成家，卢局长对我说：黄老师，《大学体育》如何把关，我就拜托你了。出门我对黄良芳说：我们在一个甑子舀饭，我有几斤几两你最清楚了。面临困难怎么办？我首先请来我的队友，川师大教授张兆斌，又请来川师大老师向志力做我的左膀右臂。根据出版社要求，《大学体育》限制在40万字内（包括图画），也就是说在原始稿件中要砍去一大半呀。三个人分工：张兆斌负责图片组合，要求1600多幅图，一定要精减到1050幅以内（约占9万至10万字）。向自力负责全书技术部份修改（约占18万至20万字），笔者负责理论部份修改（约占10万字左右），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修改，稿件多次组合，笔者又反复修改了4次，《大学体育》基本成形了。边修改边印刷：参加在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坐班修改的老师有：科大沈其随教授、科大教研室副主任许教授、沈纪宏教授；华西医大向单雄教授；川师大老师张兆斌和向自力。高教局委托笔者全权负责。经过一个多月烦忙的工作，大家在巨大的压力下，于1985年4月《大学体育》终于问世了，整本书就差3个字就到40万字了。终此高教局、印刷厂和我们都长长舒了一口气。用奖金飞北京：《大学体育》出版了，高教局奖励我4000块钱，我用这笔奖金买了当天来回的飞机票（因第二天要上课），带着10本书飞往了北京，把书送给李晋裕司长。当李司长拿着书说：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多亏了四川教委有你们这样一批干将，写将。后来听说，李司长不管大小场合都在夸四川教委里藏龙卧虎。尾声《大学体育》问世后，参与其中的有的讲师被评为副教授，有的副教授提升为教授，能为大家做件事，我们都很高兴。不久由笔者主编的《大中专体育运动卫生手册》；《中学生体育卫生保健》也相继问世。1987年评副教授，教研室个别领导迟迟不签字通过，还是李司长打电话给国家民委沙司长：黄绍勤是体育学科的代表人物，他都不能评副教授，那是评职称的失败。每每想到此事笔者都十分感谢李司长。至此，写这些也是让大家知道中国第一本体育书藉是出在四川省教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