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对苦难和邪恶的答复（译）

　　赏与罚的概念是律法书对苦难之存在的解释。上帝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建立的契约，在《申命记》中作了详尽阐述如果他们偏离上帝的道，苦难就会降临以色列共同体（甚至个人）。在这个意义上，赏与罚不是对问题的解答，它仅仅是解释。实际上，它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律法保证奖赏正直的人，为什么有些正直的人遭受苦难？
　　《约伯记》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尽管约伯是个义人，他的一生却遭受灾难之侵凌。他的朋友坚称他一定犯了罪，但约伯肯定自己是无辜的并且质疑上帝的公正。最后，上帝从旋风中回答约伯，否定了他朋友的说法因此承认：义人可能遭受苦难而且也惩罚了约伯。上帝惊讶约伯怎么敢质疑创造万物的主。《约伯记》诉诸宇宙的奥秘作为对苦难的答复。人类有限的才智不可能理解上帝的道。
　　这种解决方法（而不是答案）在犹太文献中也有详尽阐述。在先贤的箴言中，拉比雅尼（Yannai）说：解释恶人的安乐或义人的苦难超出了我们能力的范畴。
　　同样，当代学者大卫哈特曼（DavidHartman）注意到，拉比文献往往回避神学的解答，反而专注于人类对苦难的回应。因此，当一世纪的圣人拉比阿基瓦（Akiva）在他生命的尽头遭受拷问的时候，他对自己一个义人遭受这么大的折磨并不诧异。相反，他把它看作履行施玛祈祷篇中所阐述诫命的机会：你要尽心、尽灵、尽力去爱上帝。
　　然而，有拉比式的人物寻求保留把赏与罚作为对苦难的解释。这些拉比的言下之意是，赏与罚是明智而审慎地给予的但在来世，而不是在今世。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个义人受苦，这不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他（或她）将在来生得到回报。同样，在中世纪，一些卡巴拉学者引用了转世的概念，暗示：一个人可能在为他前世犯下的罪过受苦。
　　事实上，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和哲学家对苦难和罪恶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世纪的思想家设法调和四种主张：上帝是完美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全知的；邪恶是实在的。正如同拜伦舍温（ByronSherwin）所指出的，中世纪对这个问题的大多数解决方案否定或修改了这些主张之一。
　　例如，迈蒙尼德（Maimonides）否定邪恶是实在的。根据他的说法，邪恶是匮乏，就是缺乏善。似乎是邪恶的事情其实是人类知识和美德匮乏导致的结果。这种哲学式的解答使仁慈的上帝摆脱了困境，却不能给受难者丝毫的安慰。撒底亚加昂（SaadiahGaon）对这种回答也给出了解释，声称上帝为我们好而使我们受苦；我们觉得邪恶的事情实际上是有益的。
　　解决苦难与邪恶的问题是大屠杀后神学界关注的焦点。有些神学家已经提出对以前解答的修改方案。例如，以利以谢博科维茨（EliezerBerkovits）强调人类自由意志的作用。伊格纳茨梅鲍恩（IgnazMaybaum）把受苦的仆人作为例子《以赛亚书》53章中提出的观点，犹太人为其他人的邪恶背负苦难。（有趣的是，由于这段历史对基督徒的重要性，犹太人的传统往往尽量回避这段历史，他们认为其预言了耶稣的降临。）
　　然而，一些思想家已经提出了全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埃米尔法肯海姆（EmilFackenheim）和欧文格林伯格（IrvingGreenberg）提出，大屠杀是一个启示性的事件，它改变了犹太教。令人关注的是，最激进的大屠杀后的神学家理查德鲁宾斯坦（RichardRubenstein），坚持认为，契约的条款不能被修改。既然大屠杀与契约的真实性相矛盾，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上帝一定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