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素菊那些年，木箱子陪我走过的岁月

　　在我家里，有一只木箱子，长50厘米左右，宽和高都在40厘米上下。它已经陪伴着我走过了30多个年头，曾经红艳鲜美的色彩因岁月的风蚀变得逐渐暗淡。
　　13岁那年，当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到10公里以外的地方读书时，父亲亲自动手为我打了这只木箱子。由于父亲不是木匠出身，只能尽力把几块组装成了这只箱子。因此，这只箱子单从长相上看略显笨拙。但是，擅长写字绘画的父亲拥有精湛的油漆手艺，经过他灵巧的加工，这只笨笨的小箱子倒也增添了几分姿色。
　　开学那天，吃过早饭，父亲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只小箱子搬到院子里，拿一块布把箱子的上上下下擦拭得干干净净，箱子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亮油油的光。仍然放心不下的母亲则重新打开箱子认真盘点一番，确认该放的干粮、咸菜瓶子等东西全部放进去了才安心上锁，然后把钥匙用一根红头绳系住挂在我的脖子上。送我上学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为了保护好箱子，父亲先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垫一块硬纸壳，然后再依次放上箱子、被褥等物品。最后，父亲用一条长长的绳子前绑后绕，反复多次，直到箱子和其他行李牢固了，才带着我上路。
　　当时的乡村公路都是土路，坑坑洼洼，不是上坡就是下坡。有些看似平坦的路段，也是一层厚厚的浮土下面埋着大大小小的石头。所以，载着沉沉的行李，大多数时候我和父亲只能推着自行车走。一路上，遇到许许多多和我们一样带着行李赶路的家长和孩子。有的赶着平车，有的用扁担挑着行李。那颤颤巍巍的扁担一头挑着铺盖卷，一头挑着箱子。伴随着嘎吱嘎吱的声音，在家长们的肩头既规律又有节奏地上下起伏。
　　父亲忙前忙后办理完新生报到的一切手续后，就该安排我的住宿了。宿舍是三间坐北朝南的平房，房子里的南北两侧共有两排长长的通铺。来得早的学生已经占据了采光较好的位置，父亲则为我挑选了一块靠墙的地方，说是在家靠娘，出门靠墙。然后，把褥子折叠成不足半米宽、窄窄的一长条铺到了那张通铺上，箱子则放在相对应的床铺下方。出于防潮考虑，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两块砖头，蹲在地上，弯着腰，在昏暗的光线下，先把砖头左右比划一阵，感觉平实了，才把那只沉沉的小箱子放上去。父亲总算是忙完了，擦擦额头的汗，脸上绽放出了欣慰的笑容。
　　临行前，父亲再次扭过头来，指着那个箱子重新叮嘱一番：干粮、咸菜没了捎个信，记得锁好箱子，拿好钥匙
　　随着同学们的陆续到来，通铺下面放满了大大小小的各色箱子。从此，这只小小的木箱子就成了我忠实的伙伴，日日夜夜陪伴着我。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每当我看见它，就如同看见家中慈祥的父母。
　　那时学校的伙食不太好，每天的主食基本上都是用玉米面和小米做成的糊糊，每周吃一次馒头或饸饹算是改善伙食了。学校没有固定的就餐场所，我们拿着饭盒排着长长的队，在大大的灶台边打上饭以后，纷纷回到宿舍，从箱子里拿出咸菜，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蹲在宿舍门前的空地上吃。谈笑之间，你尝一口我的咸菜，我尝一口你的浆水菜，倒也给单调无味的吃饭时间增加了一丝别样的滋味。
　　当然，那只小小的箱子里牵动着我心旌的，还有干粮。干粮对于当时的学生来说，那就是，箱里有粮，心中不慌。
　　下课铃一响，我们奔出教室，回到宿舍打开箱子，抓起一块干粮，满嘴溢香地吃着，那种幸福不知如何驱赶、消除了多少学习的疲劳。按照学校的规定，我们两周才休息一次。在此期间，如果谁的干粮早早就吃完了，那只能望箱兴叹。不过，在这箱空粮尽的关键时期，常有慷慨解囊者会把干粮分享给和自己要好的小伙伴儿。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当年睡过大通铺的室友也像一起扛过枪、下过乡的战友或知青一样，彼此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毕竟，环境在造就人的同时，也给这一代人留下了那个时期特有的精神财富。
　　三年间，这只小小的木箱子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在空了满、满了空的变化中，陪着我度过了初中时光。箱子里的干粮也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生活的日渐好转，由玉米面饼子变成了黍米面和白面混合做成的干馍馍，再到最后的纯白面干馍馍。同时，学校的伙食也大为改善。在以后的求学生涯中，学校统一配置的铁皮柜子既整齐美观，又给所有的家长和学生带来了方便。
　　小木箱子完成了它的使命，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我的小木箱子并没有离开我。1995年，我从大同煤校毕业后，它跟随着我来到了晋城矿务局。
　　无论我过着单身生活，还是结婚成家，这只箱子始终像一位忠实的老朋友陪伴着我。当然，它的职责已经不再是守住我的温饱底线，而是在荏苒的岁月里和我共同守候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
　　作者简介
　　张素菊，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人。晋城市作家协会会员，晋城市诗词楹联学会会员，黄河散曲社社员，《班组天地》杂志特约责编。闲暇时喜欢读书写作，作品见于《太行日报》《天涯诗刊》《诗词月刊》《中国煤炭报》《工人日报》等。人生信条：用无声的文字书写有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