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再进北京，怀念恩师李大钊

　　1949年3月25日凌晨2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行，从涿县换乘火车，向北京开去。
　　看到北京的城墙，前来迎接的北京市长叶剑英感叹说，过去在军调部工作时，到过北京。这一次比大家先到北京，感到和以前到北京可大不一样啊。心情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所担负的工作也不一样。
　　叶剑英的话勾起毛泽东回忆和感慨。他说，我第一次到北京，到现在整整30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到了一个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往事历历在目。
　　那是1918年8月，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为了学习法文，这批人便准备先到北京。新民学会支持这个运动，毛泽东参与了组织工作，因而也陪同这些湖南的同学来到了北京。他不是去学习法文，而是另有打算。
　　从长沙到北京的路费，毛泽东都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因此，到北京以后，对于他来说，非马上找到工作不可。
　　他在北京的熟人是很少的，唯一可靠的便是杨昌济。他以前是湖南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现在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毛泽东请他帮助找工作，他就把毛泽东介绍给李大钊。李大钊当时也是北京大学教授，正担任图书馆主任。
　　李大钊给了毛泽东一份工作，做图书馆的助理员。这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插。每月工资是八块大洋，已是不低了。生活费用有了保障，奠定了求知的物质基础。如果连饭都吃不上，学问之事便无从谈起。
　　毛泽东的具体工作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在这里，他可以看到各种报纸，也接触到一些当今的文化名流和思想界骄子。他对那些有名气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极感兴趣，常想上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讲南方话。想到这一层，毛泽东不免有些沮丧。
　　相比之下，李大钊就愈发可敬了。毛泽东的工作室紧挨着李大钊的办公室。房子的中间是长方的会议桌和许多凳子，他自己坐在窗下的一张三屉桌前工作。李大钊很看重这个助理员，认为他是湖南青年的领袖。
　　当时北京大学在现在中国美术馆西边，那地方叫沙滩。现在沙滩的红楼就是五四运动时北大的红楼。毛泽东住在离沙滩不远的地方，景山东三眼井吉安所左巷7号，这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四合院。毛泽东和萧子升、蔡和森、罗学瓒等八个新民学会的会员，挤住在北屋靠东的三间小房里。晚上我们八个人都紧紧地挤在一个炕上，连气都透不过来。当我要翻身的时候，常常必须警告睡在我两旁的人。毛泽东回忆说。
　　生活很艰苦，读书求教，学习新东西却非常方便。他可以自由地到北京大学听讲，还交叉参加各种思想学术研究会。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各种社会思潮汇聚，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摇篮。毛泽东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毛泽东在回忆。
　　当时，在知识界中，影响最大的思潮是无政府主义。也就恰在那时，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把俄国的十月革命称为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看作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大势所趋，无可抗拒。欧战的结束，胜利者是全世界的庶民，是社会主义、布尔塞维主义。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在故宫的庭院里，在公园里，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盛开的梅花，北海边垂柳枝头上悬挂的晶莹的冰柱，使他想起了千树万树梨花开的佳句。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他的惊叹和赞美。他爱上了老师的女儿，19岁的杨开慧。
　　这次在北京居留五六个月，最重要的收获是开阔了眼界，从李大钊等人那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为他一生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精神方向。
　　三十一年还故国。毛泽东此时由一位不被人放在眼里的青年学子，成长为即将执政的政党领袖。这次进北京，不是来求学问业的，而是来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怎能忘记当年指挥引路的思想老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