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体时候的生产队长

　　生产队长之名接近消失了三十多年，目前四五十岁以下是年轻人，基本不知道生产队长是什么玩意儿。
　　其实，生产队长是一个集体化时代的特有名词和特有头衔，是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期的产物。那时，农村的管理体制是人民公社（现在的乡镇）、生产大队（村）、生产队（现在的村民小组）三级所有。时称队为基础，三级核算。生产队是最基本的核算单位。能当上生产队长，确实是个不简单的差事！生产队长是队里的一把手，很有实权。封建帝制时，朝廷最大的官儿是皇上。而生产队长就是当地各踞一方的二十户侯土皇上。一个几十户人家的生产队，队里的生产，社员的生活，都由生产队长统管。
　　当生产队长，必须具备相当的条件：出身贫下中衣。三代历史清白。带领贫下中农，一心朴实地走集体化道路，不搞歪门邪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阶级敌人不心慈手软。最好还要对农活全犁耕作精通。如果这些条件都是响当当的，但是例如亲戚家有地主富农成分，或反革命坏分子等社会关系牵连也不行（即要求根儿正苗儿红）。
　　其实，这个差事也真的最不好干。因为权利就是责任。那时候循规蹈矩搞生产，有的生产队长一身的本领不能由你自由施展，看见队里家家贫穷，心里不好受。对于有责任心的队长来说，当官真的是个劳碌命和淘气筒。队长上要管天，下雨天干什么，晴天干什么；管地，这丘田种什么合适，那块地种什么合算；管人，男社员干什么活女社员干什么活；管庄稼的种和收，管收成的分配比例和上交农业税的完成计划，管队里的五保户、烈军属，还得管队里的老弱病残总之，也是一个不算小的父母官。
　　平时见队里大多数老百姓缺吃少穿，他觉得责任重大，一心想带领社员发家致富，有时还要偷偷实行土地承包制，而受到因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被批斗。那时候村里有个懒汉光棍，整天出工不出力游手好闲，一次偶然到某生产队长家，才发现生产队长和自己一样家徒四壁，老娘、老婆孩子也都是抱着粗瓷碗喝稀薄的官粟羹，出门就撇嘴说：哦，队长家和咱一样穷？要是我当了生产队长，队里有的我必有，队里没有的我还要有！只可惜这种人是轮也轮不到。
　　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若是一队之长不能以身作则，不能大公无私，不能任劳任怨，不能群众利益至上，不能宰相肚里撑船而怕犯臭，就肯定当不上队长。即使当上了，也当不长！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大官小官，古代现代，皆应如是！队长每天和社员打交道，都在附近一两个道坛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男女老少各家各户，基本都不是亲戚即叔伯，扯耳即腮动。软了不是，硬了也不是。再说偌大一个生产队，瓜子里出个臭虫都不奇怪：老实忠厚的、不怕硬的、吃软不吃硬的、听差摆的、专找省力活的、爱耍嘴皮子的、干活猢狲牵线磨洋工的、花言巧语搬弄是非的、吹牛拍马的总之，无论是龙还是蛇，都得让他们吃碗饭过日子。
　　负责任的生产队长实在非常辛苦。每天清晨，天蒙蒙亮，星星尚未消失，队长就得起来，匆匆忙忙地边吃早饭，边穿草鞋，半走半跑地到前街沿后道坛，挨家挨户调兵遣将，一一安排落实劳动任务。男女社员也得闻风而动一呼百应，拿起劳动工具，成群结队奔赴各自岗位。耕田的、备田岸的、烧灰的、担栏坢的、治虫打农药的、喂牛割草的男女社员各执其任，分头履行自己的职责。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劳动。
　　于是，田野里、大路上、小溪边，清脆的鞭哨声、吆牛声、笑语声、排水声。。。。此起彼伏，汇成了一曲迷人的田园劳动乐章。各项农活安排就绪之后，生产队长便深入到各劳动地段，走走看看。是否有偷工减料和误工现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发现哪个社员劳动质量粗糙，便记下来扣罚工分。这项工作要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敢于挂狗屙篮。不然往往会产生观望和攀比。有时也因扣罚工分，社员和队长发生口水战。这时，生产队长必须心里无私，腰杆才能硬，说话才服众。否则，社员会逆反你。队长常用一些土政策约束社员：我便要这么办记起，你愿上哪告上哪告去！其实，这都是对那些调皮捣蛋的社员训斥的，谁也告不起官司。
　　双抢或秋收季节，是队长最忙最累的时候。那时，生产队种着几十亩耕地，都是连片的水稻、玉米、等各类庄稼。没有什么机械，全靠队里几十个劳动力，挥镰收割荷锄下种。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
　　在这关键时刻，生产队长必须亲自出马，率先垂范，带领社员投入一场紧张的夺粮大会战。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常常是三星拱照时下地，晚上看不见庄稼了才收工，别提多劳累了。在队长的带领下，社员生产劲头岂能不足？进度岂能不快？质量岂能不好？
　　当队长的最棘手最头疼的便是队里的张辣哥和李懒公。这号人都是成分好资格老，不像地、富、反、坏那么好摆布。不是找你队长的毛病，就是给你出难题。你又不能把他咋着，令你伤透了脑筋。如果得罪他们，整他狗急跳墙了，他们可以到处造舆论，联合好事的社员唱对台戏治理你，甚至把你推下台。所以，生产队长最惧怕这些瘌痢头。于是，队长只能想方设法给他们安排省力活儿：看田水啦，喂草籽啦，管时钟啦等等轻省的零活儿了。为的是和平共处保住全队的生产秩序。当然，多数社员都是听从队长的。因为大伙儿都知道：队长是全队的当家人，县官不如现管说了算，和队长作对随便找你小辫儿你也受不了。有心眼儿的，往往要向队长阿须一二。
　　当队长的，香气和优先的事也不少。队里在农忙季节，为了鼓励社员，他可以提出今天辛苦多干一点，按十分头推算，每人加两分或一分工分；也可以决定在开秧门或关秧门时开一次集体伙餐，按本日出工人数，集体支付三半斤（半斤生菜、半斤米、半斤黄酒），或者在生产队梨瓜熟了的时候，每人田间休息时允许一斤梨瓜，按五分一斤的内部价（卖给别人一角钱一斤时）作记账预支。往往在这些活动的时候，队长可以选在恰恰某个顽皮社员缺勤的时候，顺便作为对顽皮社员的惩罚。虽然这些如今看来并不起眼儿的事，在当时那个穷困的年月，社员们都是十分眼热和在乎呢！
　　在那穷革命、防变修的年月，正劳力为十分头劳动底分，妇女为半劳力（一般五分底分，也有个别干功特别的四分或六分），小青年和七十岁以上的有六至九分底分不等，学校毕业刚回来的学生从两分或三分底分开始，每年按实际力气和劳动技能评定。社员家家户户都走共同富裕道路，贫富差异不大，过着清贫日子。
　　记得当年某队有个年轻的队长，很有头脑。为了给社员增加收入，偷偷允许几个社员出江西、下严州等地烧砖瓦搞副业打副业金给队里；在生产队里也种一些白术、生姜、瓜果等经济作物之类；生产中重视合理施肥科学种田。选用良种，如番薯在南乡那边买来南乡种、硬屙番薯；洋芋在大洋那边采购来大洋种。
　　农闲时允许社员打副业，瑞金到仙居一带砍柴拖柴到壶镇卖，或摘猫抓、摘青箬、拔龙须、锄桔梗、挖草药、扼香叶，还将零星难管理的田头地脚偷偷包产给社员个人管种大大增加了集体收益，使社员年终分红达到毎工六角八分。比保守的兄弟生产队高一倍，很受社员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