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金保我在21军工作时接触到的首长们

　　编发拂晓哨位（ID：fxsw2021）
　　作者傅金保主编：郑怀盛韩水霖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老首长、老领导，表达我深切的怀念和诚挚的敬意！
　　作者简历：1942年出生于山西省长子县。1962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在21军历任班长、排长、参谋、团参谋长、21军司令部处长、62师与61师参谋长。在酒泉军分区、天水军分区任司令员兼预备役师长。在任师参谋长期间，在军事学院学习两年，参加了国庆35周年阅兵式。在1985年参加对越作战一年。
　　几十年军旅生涯中，我曾先后两次在21军司令部工作了13年。在7位处长、副处长直接领导下工作，接触过19位军事首长。这13年，既是他们传帮带的13年，也是我学习机关业务和提高领导能力的13年。在军机关工作时，我被兰州军区表彰为优秀机关干部，后来在军分区任司令员，所属单位多次被评为先进，这全仰仗当年各位首长对我的言传身教。如今，我退休已经20多年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许多往事已渐渐淡忘，但当年首长们的那种顾全大局、把握关键、工作细致、注重实际、严于律己、关心部属的优良作风与高尚品德，依然历历在目，令我终生难忘。
　　一、他们非常注重顾全大局，顾全大局是一种纪律。
　　1967年初，21军奉命赴西安执行支左任务，指示61师于2月18日由大同发出第一列火车直达西安。从任务下达到出发仅仅4天时间，随军家属来不及处理搬迁事宜，就随部队出发了。到西安后，我被抽调到61师支左办的军训办工作。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一个学校的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对方是保守派。由于刚到西安，我们不清楚各派的底细，更不知道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几天后，即2月23日，周总理在接见21军胡炜军长时，明确了支左任务：现在西安很乱，部队到达后要采取紧急措施，稳定那里的局势。西安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促使他们联合起来。这就明确告诉我们，我们的任务是促进两派联合，不存在支持谁不支持谁的问题。一个多月后，即4月10日，胡炜军长在军党委扩大会上说：对西安的两大派组织，都要视为革命群众组织，不能支持一方，打击或压制另一方。并进一步明确，对待两派必须一视同仁，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纪律。记忆最深的是原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徐春阳在任61师师长时，坚决不准把枪支借给地方的坚定决心。
　　1968年9月2日，震惊全国的西安9。2武斗前一天，师长徐春阳在师司令部值班室值班，我是值班参谋。李家村的省公安干校小礼堂，就是61师的值班室。在值班室门口，就能看到和平门外的马路上，满载着头戴钢盔、手持棍棒或钢叉的敢死队员，时而由北向南，时而由南向北，来回奔跑着，似乎在调整部署，准备武斗。晚9时，驻西北工业大学的一位团政委电话说有事要请示师长，我立即将话筒递给徐师长，并开始记录。只听那位团政委压低嗓门说：师长，造反派的头头要我们给他们提供几支步枪，壮壮胆，吓唬吓唬对方。我说上面规定不能为地方任何人提供武器。他们都哭了，说你们天天喊支持造反派，现在保守派拿枪对付我们了，你们却无动于衷。他们现在就跪在我面前，你看没等该团政委把话讲完，徐师长嗓门提高八度，严肃地说：群众组织都说自己是造反派！你能说谁是保守派？即使是保守派，那也是群众！我告诉你，不管你明的暗的，只要你敢借出一支枪，我就撤你的职！你要牢记我们铁的纪律，马上检查武器保管情况，并向师里报告。师长放下电话，即刻指示我：立即通知所属部队检查武器保管情况，从现在开始，要加强对武器库的警戒，由干部带岗。后来从报纸上看到，9。2武斗没有发生枪击事件。之后我想，当时如果没有徐师长的正确决策和果断处置，后果不堪设想。顾全大局是一种责任。
　　有一次，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到铜川东方红煤矿检查生产情况，陪他去的有兼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胡炜军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西安空军司令员方升谱等。我们一行乘小轨火车下煤窑。到了作业面，煤层通道很低，开始还能猫着腰艰难前行，再往前走，通道更低，有的地方不足90公分，大家只能匍匐前行。前行途中，虽然谁也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大家都是第一次切身体会到，煤矿工人的艰苦工作环境。从煤窑出来，我们到煤矿养老院看望退休职工。令大家吃惊的是，养老院的职工并不老。煤矿领导见到大家一脸疑惑的眼光，就说：煤矿养老院的退休职工，大多是三四十岁。他们患的基本都是矽肺病。在井下挖煤超过2年，对肺部都会有影响，时间越长就越严重。听到这里，胡炜军长说：既然这样，为防止造成工人残废，工作两年就换人！煤矿领导一脸无奈地说：换下来到哪去？煤矿工人进来就是挖煤，一直挖到不能挖了就退休，不然他们到哪里去工作？除非招工时就规定两年，但国家没有这样的政策。听了煤矿领导的一席话，军长胡炜再也坐不住了，他严肃地对省领导李瑞山说：这是个大问题，省里要出台一项新政策，煤矿工人不招长期工，只招合同工，两年一轮换。李瑞山说：出台新政策，省上没权，要经北京批！胡军长说：好啊！解决问题就要彻底，只要北京一批，陕西煤矿的问题解决了、全国煤矿的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这对国家的稳定、对煤矿工人都有好处。
　　二、他们十分注意把握关键环节
　　把握关键是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1970年，21军在贺兰山组织战役演习，从准备到演习结束，历时三、四个月。记得演习的前一天晚上，处长顾展宏让我陪同胡军长去看地形。上车后，我请示去看哪里地形，他说：就看我前沿反坦克阵地，其它地方还需要我看吗？这一仗能否打好，关键在于能否抗住敌人集群坦克的进攻。说话间，我们就来到了演习前沿阵地。我正要打开地图汇报，他说：不必了，你只要告诉我，怎样反击敌人集群坦克就可以了。我引领他站在一个小土包上，指着现地，我军从空军到陆军，从曲射火炮到直瞄火炮，从装甲兵到工兵、步兵，从一梯队到二梯队、预备队的顺序，向他一一作了汇报。他问：长流水（地名，是我一线反坦克阵地）北面还有没有反坦克的有利地形？没有，敌人装甲部队可长驱直入。我回答。他又问：在敌人集群坦克开进途中，是否安排空军、地方武装去反坦克？没有，我答道。胡军长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安排！在敌人开进途中，我们必须干掉它一半的坦克才行！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一线部队的压力，后边这仗才有把握打好。否则，将造成一线部队的重大伤亡！军长原来是到现地审查我们的演习方案。回来后，我就将军长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要安排空军、地方武装在敌开进途中，节节抗击、迟滞消耗敌人的指示，向处长作了汇报。
　　还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文革中，胡炜军长下达了支左期间十不准规定。其中一条是不准利用工作之便，给不够条件的家属办理随军手续。当时部队规定军龄在15年以上或职务副营、年龄35以上的干部家属才能随军。那时干部工资低，孩子多，大部分家属没有工作，夫妻分居两地生活比较困难。有些想利用支左关系，准备办随军或正在办随军的干部，都认为军长的十不准不近情理。觉得兰州军区都没有这个规定，军长搞这么个十不准是不关心支左干部，不利于部队的稳定。后来，经过各级领导的解释，大家才认识到，我们是来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应该是执行纪律的模范，而不是借机为己谋私利的。后来，听说其他支左部队，因为利用工作之便办了随军手续，使支左工作十分被动。大家这才认识到，支左期间十不准规定，抓住了在人民群众越信任解放军的时候，解放军就越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的关键，是多么的及时和必要，否则就会犯错误。
　　三、他们事事强调工作要认真细致
　　工作要认真过细是领导对部下工作的基本要求。1980年月，我们接到通知，杨得志总参谋长要到宁夏看地形。军长刘凌对这次接待工作十分重视。为避免在接待过程中出现纰漏，在杨总长到的前3天，我陪刘军长来到62师检查接待准备工作。出发前，他指示我通知该师：今晚我们到师里，接待的一切程序和规格，都按接待杨总长的规矩办。厨房、餐厅、客厅的布置，厨师、招待员、服务员的着装，上菜的顺序及标准，都按接待杨总长的计划进行。傍晚，我们驱车来到62师，下车时，师领导挥手示意，叫刘军长去接待室。可刘军长不仅站在原地没动，还一脸严肃地说：这样不行！杨总长下车后，你师长首先要向杨总长报告，师里其他领导，要成一列横队立正，站在杨总长行进的右侧，等待杨总长与你们一一握手，你们一个个先敬礼、再握手。大家按照刘军长的要求，重新演练了一遍，这才走进接待室。刘军长坐到摆有首长牌子的席位上，开始审视接待室的布置，评判优劣。譬如哪些应该有，哪些该取消，哪些该增添等。确定之后，刘军长径直走向餐厅，他叫师领导把厨房的工作人员请来，挨个检查他们的指甲剪了没有、服装与工作帽是否整洁、统一。接下来又检查接待员、招待员的指甲、服装、发型等，并要他们排成一列横队逐个检查，发现他们的个头高低不一，发型各异。他对师领导讲：个头、发型不一样，这在平时是可以的。但这次接待，非同平常，咱们不能在杨总长面前掉链子，还是要统一一下。最后一项检查上菜。六道菜很快被端了上来，刘军长见状，对师长说：不能这样上，我们平时都是四菜一汤，首长来了，我们增加几个菜是应该的，但不能把规矩破在餐桌上，咱要让增加的菜，轮换着上。即上一道菜，撤一个盘，餐桌上始终保持四道菜，让人看了不心烦。这时，师长潘体柱又问：进餐时，我要不要说几句开场白？刘军长笑了笑说：免了吧！不过，我俩与总长在一起吃饭，总不能不声不响地吃吧？就边吃边聊吧！就餐开始后，刘军长边吃边评价：哪道菜好，哪道菜要改进，哪道菜要淘汰，哪个菜的量大了，哪个菜的量小了等等。饭后，刘军长要我向师里交待，明天中午的饭，就按他纠正后的再演练一次。并笑着说：不是我要吃，是我要把关，我要亲自验收。你想，杨总长任职期间，能来我军几次？62师的接待工作，既要体现出我们21军的待人热情，接待有方，荤素搭配，科学营养，还要展示出21军训练有素，后勤强干，军容军貌堪称一流。并指示我对师领导讲，我们今天来检查，部队地方可能都知道了，为了保证杨总长一行的食品安全，从现在起，仓库、厨房要安排上双岗，所有工作人员不能离开营区，也不能与工作人员以外的人接触。
　　四、他们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孙玉水任21军参谋长、军长时，我在作训处当参谋，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话、做事，处处从实际出发。
　　从实际出发，就要抓好两头。他说：一个军那么多单位，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怎么干？其实，我只要抓住两头就行了。一头是我的上级军区首长；一头是我的下级各师领导。每逢接到军区领导来的预告，他就召集各部门、各有关处领导讨论，有哪些问题需要军区解决，有哪些事情需要取得军区支持。当有人谈到成绩、经验时，他就制止了。他说，我汇报做了哪些工作，有何经验体会，那全是多余的。他们那么大的官，那么大的年龄，哪有精力去听这些！我要了解：有哪些问题需要上级帮助解决，有哪些工作需要首长给予支持。每次给军区领导汇报，他都把要点写在一张便笺上，汇报从来没有超过10分钟。有次汇报完后，他问我：你看汇报的怎样？我说：很好，就是时间有点短。他说：我讲那么多干啥，我把我想要说的话、想要做的事说清楚就行了。他说抓好下头，就是抓好三个师的主官。按说，他们都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也是很称职的，不需要我去抓他们。但是，有时也难免出些差错。有些差错是经验问题，我可以不过问；有些差错是责任心问题，我就得过问，就得去抓他。抓他，不是整他，是让他长点记性，让他记住不能失职。
　　1978年，在一次野营拉练中，一个团因走错路不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请示就地宿营，电报发到师，师又转报军。拉练总结时，孙军长毫不客气批评这个师的领导：你们知道你们是在执行任务吗？知道！既然知道是在执行任务，不按时到达，就已经贻误战机，居然还要为他们请示就地宿营！我看你们是视命令如废纸！你们在这个位置上工作，我怎么能放心！被批评的这些领导，心服口服，闻者都在告诫自己，干事一定要认真细致，千万不能把军令当儿戏。
　　从实际出发，就是要逐级负责按级抓。孙军长说：各级都有一套班子，每个班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思路、工作方法。领导的任务，就是调动下级的积极性。咱们军里主官的任务，一是管好军常委一班人，二是管好各师的主官。同样，师里的主官，也应重点要管好师里常委一班人和各团主官。从个人精力上讲，要抓好身边一班人及下级的主官，就已足够忙，哪有精力去过问下下一级的事？越级抓，不仅费力，还会挫伤下级的积极性。每次开会他讲话，一般只讲到师，从不一竿子插到底。在机关开会，他经常把一些处领导批评得坐不住。到了师里，把师领导批得不敢有半点懈怠。有一次，他见一位团长坐在吉普车上，与车下的该师师长讲话。他就当面批评师长：我军长敢批评你这师长，你就不敢批评这团长。一个团长坐在车上，见你师长过来不下车，还坐在车上与你说话，成何系统？！那位团长一听是军长来了，立即从车上跳下来，向军长边敬礼边解释说对不起，没看见军长！军长不客气地说：在你的眼里，师长与团长是平级的吗？见到师长不下车，看到军长才下车？后来，那位团长给我解释，他刚步行了2个小时的路，腿疼的下不了车。我向军长解释。军长说：师长过来下不了车，我军长过来就能下来了。你给他讲，不要记在心上。其实，我是在批评师长对下级要求不严。
　　从实际出发，就要抓特色。孙军长说：特色就是方向，就是典型。同一件事，有的单位做起来很容易，有的单位就很吃力。这就是各家有各家的优势。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单位就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带动其他工作。各单位一年能给做出一件有特色的事，能在全师、全军，甚至军以上范围示范、推广，就是本事，就是贡献。所以，孙军长在一年一度的三级主官会议上，在讲工作打算时要求每个单位只讲一件有特色的工作，或在军师能挂上号的事情。有的问：可否讲两件？他风趣地反问我：你想把我累死？一个团一件，三个师12个团，加上军直属3个团，就15件。虽然是各师在一线抓。但我要过问，要抓落实。你想，一年12个月，一个月过问一件都忙不过来。何况我还有身边一摊子事。到了每年年底的三级主官会议上，他都要求各团汇报自己重点抓的那件有特色的事，其他事他不听。
　　五、他们时刻勇于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我在军机关工作了十多年，从没听到议论军首长搞特殊化的事。当时，军管理处在宝鸡市下马营种了几亩花生，收获时，参谋每人可分一小桶，而首长一大家才分一大桶。在吃、住、行或安排家属工作、子女入伍方面，首长们对自己要求极严。据我所知，军长孙玉水的三个子女、政委徐春阳的五个子女、副军长刘正昌的五个子女、副军长钟岐山的四个子女、副军长冀庭璧的两个子女等，都在其他部队当兵，从没有听说过哪位首长的孩子在自己的部队当兵。代军长徐志中，在宝鸡市任革委会主任期间，从没为家人、亲戚、朋友、下属等调整或安排过工作。有一次我问他：你不怕别人讲你不尽人情吗？他说：不按规定办事的后遗症，迟早会暴露出来。我在这个位置是暂时的，就算是长远的，我利用职权办了，一旦我离开，被安排的人会倒霉的。再说，领导以权谋私，就等于给自己工作设置障碍。自己不按政策办，管别人就没说服力。军政委徐春阳的老伴患神经性头疼，平时都靠吃药控制，一旦发作，必须用绷带把头部用力系紧方能缓解。我曾劝她调一个女儿到身边照顾自己，她说：那怎行，哪有自己的孩子在自己部队工作的。徐志中军长的儿子徐健虽有小儿麻痹后遗症，但安排在部队华阴农场养鸡、喂鸭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但他坚决拒绝安排儿子工作。他说：我不能把自己的包袱甩给部队。他们不爱吃现成饭。胡炜军长有极高的领导才能，无论大会小会，都是出口成章，满腹经纶。每次做报告，他从不要求机关为他准备讲稿。即使机关准备了，他也只是会前翻阅一下作为参考。有一次司令部请他给机关讲毛泽东军事思想课。当处长征求他准备讲稿时，他说：我不是专门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我要给大家讲课，就要根据你们给我安排的题目，先认真学习领会，等我吃准吃透了，我才能给大家讲。你们准备了，我去念稿子，不如让你们去讲。所以，你们就不要准备了。代军长徐志中，他在宝鸡市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期间，军地都说：徐主任工作能力强，口才好，做报告三四个小时，一气呵成，从不要机关准备讲稿。在一次，我陪他去宁夏的路上，问他：地方工作千头万绪，您对经济工作也不熟悉，可您讲话不要稿子，还能口若悬河，是怎么做到的？他说：他们没见我念讲稿，并不是我没有讲稿。我对地方工作不熟悉，没有讲稿怎行！机关准备讲稿了，我要认真研究领会，不明白的地方我要问写稿人，直到我彻底明白了，才能甩掉讲稿去讲。再说，地方领导讲话内容，也主要是思想作风、组织领导方面的问题，与部队大同小异。讲经济工作，确实有难度，但领导也只是讲任务、讲要求。至于如何去办，还是由分管领导具体去讲。
　　六、他们十分注重关心和培养部下，把部下当亲人。
　　原中朝对美谈判首席代表、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顾展宏，曾在21军作训处任过处长。他在我们参谋的心目中，既是一位有卓越领导才能得好领导，又是一位把部属当亲人的长者。在他一起工作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觉，就是他像长辈一样关心部下。部队规定一年休假时间为一个月，无论谁休假，他从不说别超假，总说一年就这么几天，回去后好好休假，有何困难给我来电话。如谁家有特殊情况来了电报，或家属来部队休假，他一定要到参谋家里看看，看看有没有他能帮上忙的。临时来队的家属来、走，他再忙也要安排到他家去吃顿欢迎、欢送饭。大家都说，顾处长这么关心我们，我们不好好工作，就对不起顾处长的心意。我在作训处任参谋期间，从没有一个探亲超假。他们把参谋当学员培养。顾展宏处长如此，西安陆军学院原院长胡远春在任处长期间也是如此，他们都很重视全面培养参谋，像院校一样有组织、有计划培养参谋。处里有正副处长5人，参谋9人。分部队训练组、干部司令部训练组、内勤组。刚调处里的参谋一般对部队训练比较在行，所以进机关的第一年在部队训练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第二年在内勤组工作，学习上报下达文电的写作。第三年在干部司令部训练组，学习组织机关、干部的训练。一年一换岗，三年一轮换。他们希望所有参谋既精通部队训练，又精通机关工作。将来到部队能个个工作称职、人人令领导满意。他们调参谋进机关时，就已经考虑到参谋将来的发展。他们对处里的9个参谋名额，规定下辖的9个步兵团，各推荐1个优秀人才到机关做参谋。任职三四年后，再回到原单位提职使用。各组的领导由一位副处长兼任，既是领导又是教员。宝鸡军分区原参谋长朱凡任副处长时，非常重视训练参谋在干中增长才干。工作忙时，注重发挥参谋个人的优势，工作不太忙时，专拣你不熟练的事让你干，让你在干中学习锻炼、增长才干。他在61师作训科任副科长时，让我写一个团的移防报告。我说：从没写过移防报告。他说：就是因为你没写过才让你写，这样才能锻炼你。时间不急，你自己满意了再给我看。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写好的移防报告呈给他看。他看后没有马上修改，而是给我讲了几条原则：报告要让上面看了有新意，下面看了有学头；报告不是罗列所做的工作，要抓住关键的环节与措施；语句要生动，看后能留下深刻的印象。本着这几条原则，我反复思考、修改。两天后又送给他看。他很满意：写得不错。对移防的原因、移防的准备与实施、移防的经验与体会都写出来了。报告里有几句话概括得很好‘让接防部队进门放下背包能睡觉；划根火柴能做饭；领导坐下能办公’。这就把该团的优良作风和高尚风格高度概括了。如果只写为接防部队支好了床板，准备了木柴、火柴、水，连铅笔、稿纸都买好了。那就像流水账，太干巴了，没有文采。俞剑民副处长分管司令部干部训练。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还没有上过军队院校。他要我拟制一个加强步兵团对苏军摩步营开进的伏击战想定。我正在犹豫期间，他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这个题目比较难。但你研究过平型关战役、陕北的青化砭战役，你也组织过加强步兵团对立足未稳之敌进攻的演习。我给你出几个题目，做完了，你就会编写想定了。今天的题目是：选一张地图，根据平型关战役与青化砭战役的战场选择条件，选择一个伏击苏军一个摩步营的战场。然后，把红蓝两军的兵力部署标在地图上。一天后，我按照这个题目，根据苏军一个步兵营的行军长度，选择了一个既能抗击住敌人进攻，又能切断敌人这个营与后续部队联系；既便于我军隐蔽屯兵，又便于发起进攻的地形。然后，我把敌我态势标在地图上。他看后，满意地说：很好。今天再给你出第二个题目：根据炮火准备、发起攻击、各个歼灭敌人、撤出战斗的四个阶段，对每个阶段敌我双方的态势标在地图上。我就根据他的要求，把这个推演情况认真的标在图上，送给他看。他看后非常满意地说：太好了！现在，我就可以给你布置第三个题目：把这几个阶段的敌我双方态势用文字表述出来。敌方情况，即蓝军，用敌情通报形式写出。我方，即红军，用报告、命令形式写出。两天后，我把这些文书送给他看。他大概翻了翻说：我不详细看了。最后一个题目是：你再做几件事：一是把红蓝两军兵力编成和主要装备列一张表；二是写出两军的作战企图；三是各阶段要训练的题目与作业要求。其实，这就是给作业指导者提供导演的演习文书。他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让我们学习参谋业务的。他们很注意以实际行动影响参谋。顾展宏、胡远春任处长时，沈宝兴、朱凡、余剑民、丁兴川任副处长，他们都很重视以实际行动影响我们。比如，处理与政治部、后勤部及各处的工作关系，若需要其他部、处配合的，只要通一个电话，兄弟单位都十分支持与配合。我们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向他们讨要其中妙方，他们说：我们处是合成处，事事都需要别处的配合。每年的军事训练、野营拉练、战术演习，我们要牵头，平时就要养成一个事事注意尊重机关各个处室的良好作风和习惯。工作中有误会了，就要主动道歉，千万不能有老大作风。
　　七、他们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
　　最使我感动的是顾处长在处理爱人车祸问题上，体现出一种极为高尚的风格。1970年，他爱人在西安大街上不幸被地方汽车挂倒致命。交警部门鉴定，属于司机单方面的责任。处长夫妇双方的亲戚朋友，强烈要求追究肇事司机的经济赔偿及刑事责任。当时，司机认罪态度很好，非常愧疚痛心，声泪俱下，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罚，包括经济赔偿。只是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和没有工作的妻子，担心一旦判刑，妻小从此断了生机，这个家就完了。当时的顾处长已是悲痛欲绝。但此时此刻，他的脑子是清晰的，境界是高尚的。一边是痛失的爱妻和悲伤激愤的亲戚，一边是谢罪伏法的肇事司机和一家嗷嗷待抚的妻小。是迎合亲戚朋友的义愤，惩治司机雪恨？还是顾全司机一家妻小？在痛苦和善良中苦苦挣扎了几日的顾处长，最后作出了难以想象的决定。他说：自己的妻子走了，丢下一双尚未成年的儿女，已经很不幸了。无论怎样处罚司机，妻子也不可能起死回生。相反，会把另一个家庭推向绝境，他不希望见到另一个家庭再遭不幸。为保全百姓幸福，顾处长放弃了追究肇事司机的民事赔偿及刑事责任，挽救了另一个频临绝境的家庭。
　　世事沧桑，岁月无情，文中提到的几位老首长、老领导，有的年事已高，有的已经作古。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我望着窗外浩瀚无际的星空，总是回忆起过去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特别是首长们的音容笑貌、一言一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