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关羽人物形象及性格特点分析

　　《三国演义》素有事纪其实，亦庶几平史之评（嘉靖本庸愚子序）。诚然，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主要人物的基本性格，常于史有据。如曹操矫情任算，刘备弘毅宽厚，（诸葛）亮性长于巧思，（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张）飞敬爱君子而不恤小人。（均见陈寿《三国志》本传）史籍对关羽性格的记述尤多。《江表传》说：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陈《志》云：称万人敌，为世虎臣，有国士之风，然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可见历史上关羽已具有雄气与骄气相参的性格特征，以及以短取败的悲剧性结局，史家已为作家提供了一具富有可塑潜力的悲剧英雄的骨架，艺术家终于赋予他以血肉和灵魂，一个不朽的悲剧英雄形象，于是在《三国》人物画廊中站立起来。
　　提到关羽，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京剧中他的脸谱。它富有审美价值，是不可一世的雄气、有眼懒看世界的傲气和不可言传的深沉痛苦的化合体。既抽象而又具体地体现着作为悲剧英雄关羽的独特神韵。他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一生。他的现实是悲剧英雄，他的历史是英雄悲剧。他一身系国家（他的集团）的安危，尽管他还不是他们的头号人物，然而，他兴他盛，他们亦兴亦盛；他败他亡，他们亦随之而衰而败而亡。因之他个人的现实悲剧，也就成了他们（蜀汉）的历史悲剧。他胜也光明，败也磊落；生也英雄，死也丈夫。在祖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中，查得到他是真英雄、大丈夫的界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关羽从一个解良逃亡汉到威震华夏的盖世雄杰，又突然从雄业发展的最高峰倒下来坠入毁灭的沉渊。这不能不激起人们的感叹与沉思！弟兄们的创业史把关羽的生活史划为前后两期。他从对社会的反抗中出场：杀了倚势凌人的本处势豪，逃难江湖五六年矣；多年来已受尽社会的压抑。桃园结义是求生存、争发展的力量的结合，是弟兄们创业史的开卷，在此确立了共扶汉室的政治目标，但这又是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奋斗目标。他们对战斗友谊的无限忠诚：生死与共，祸福挡之，成为千古佳话。但是，又不知他们的悲剧已从这里生了根。因为斗争着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斗争的胜利。匡扶汉室，在当时已超出历史条件的许可之外，是个虽有一定的号召力而无实现的可能性的空头口号。
　　前期，他随刘备东逃西走，身无立锥之地，处处遭人白眼。斩华雄是他一生英雄战斗史的开章，为十八路诸侯讨董联军赢得了第一个胜利，为兵进汜水关、大破虎牢关打开了胜利之门。可是由于出身低微，请战时竟遭到贵族们的无理呵斥：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耻笑。这对刚而自矜的关羽，无疑是最大的侮辱！及至战胜归来：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是何等的神勇！何等的神速！可是人家偏偏要计贵贱，使得功者不得受赏，再次喝令：都与赶出帐去！他受到无名的屈辱和压抑。如果说逃亡生活是他悲剧性命运的开端的话，那么斩华雄立功受辱，便是前期这一命运的再展示。
　　关羽性格悲剧的深刻性，在于人物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矛盾冲突，心与身长久处于分离状态。身在曹营心在汉，正好是这一现象的最好说明。弟兄们徐州失散，他死守下邳，保护二嫂，不幸中计，被困土山。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降即死，不死即降，别无选择。投降当然是耻辱，他已作好了死的抉择：吾仗忠义而死。偏偏张辽出来为他堵住了死路，指出死则有三罪：一负桃园誓同生死之盟；二负兄长嘱保二夫人之托；三负共扶汉室之义。死则有罪，不忠不义，徒成匹夫之勇耳！不死，倒有三便：可保二嫂之安全；可守桃园之约；可留有用之身。他在求死不得，负义有愧的心理折磨下，才逼出了三约：降汉不降曹（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确保二夫人之优遇；但知刘备的去向即走。三者缺一不可。从此他开始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物质优越、精神痛苦的寄居生活。降曹本来是悲剧性行为，关羽醉后吐真言：生不能报国家而背其兄，徒为人也！所以曹营的优遇：小宴、大宴、金银、美女、封爵、赐袍、赠马种种，反为他增加着忧伤负担：受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之报。他说：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虽在此，心念皇叔，未尝去怀。即所谓新恩虽厚，旧义难忘。新恩与旧义在他内心交逼相煎。难忘旧义，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不忘新恩，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这是他对尖锐矛盾于无可如何中作出的调解。
　　他的悲剧的深刻性还在于，他的所图与所为，常常两相背反，好心往往变作驴肝肺，遭到亲人的误解。斩颜良、诛文丑，是多么显赫威武的功绩！但此并非出自本意，只是为报新恩，便于早会兄长。谁知反而致祸于兄，因此袁绍几乎杀掉刘备。备致书关羽说：今何中道相违，割断恩义。君必欲取功名，图富贵，愿献备首级以成全功。这岂不是天大的冤屈！挂印封金，出五关、斩六将，又是千古传扬的英雄壮举。但究其实，原非本意，也是违心之举，斩恩者之将，于心有疚，矛盾重重。不斩走不了，斩了负义心亏。于是表面上的英雄行为，骨子里实是无可奈何之举。他感叹道：吾沿途杀人，奈事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以我为负恩之人矣。他重义如山，轻命若纸，正是他悲剧性格的心理基础。表面上轰轰烈烈，内心里窝窝囊囊，在英雄壮举的后面则是无限的凄楚苍凉。古城与张飞相会，这位三弟见他挥矛便搠，破口大骂：你既无义，还有面目与我相见！左一个降了曹操，右一个负义之人。关羽有口难辩，有苦难言。原来古城壕边斩蔡阳的英雄壮举，也是出于万般无奈，用杀人来为自己辩白。斩一员曹将，无异在他心头压上一个沉重的人情包袱。偿还这笔人情债的机缘便是以后华容道上的以私废公。
　　现象与本质的矛盾也往往存在于人物的性格之中。林黛玉弱不禁风的外在，却包藏着一躯身倒心不屈的坚强傲骨，外弱内强构成了她的特征。而关云长威风八面令人震慑的外在，却包藏了一副慈软心肠。观其单刀赴会，胆识惊人；刮骨疗毒，铁骨铮铮，非常人也。但他既有英雄之奇，又有常人之俗。华容道上，程昱向曹操说：素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丞相旧日有恩于彼，今只亲自告之，可脱此难。这对关羽性格的再申述，已见释曹的结果。立了军令状，口称：奉军师将令，岂敢以私废公的关羽，毕竟还是放走了汉贼曹操，干出了以私废公的勾当。其过程是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张辽纵马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许多恩义与五关斩将的内疚，是释曹的首要因素，然垂泪、哭拜、故旧之情，无不起着软化关羽的作用。说到此，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他战长沙时不斩落马将黄忠的举动。毛宗岗评说：云长不杀黄忠是好胜处，不是慈悲处。其实，不必把两者对立。慈悲与好胜作为小生产者的社会性，这在关羽身上是统一的。我们有理由说，关羽性格刻画上的成功，切入了时代的社会文化的深层。他曾欲入川与马超比武，孔明用一纸颇具幽默感的回信，投好顺说，把事情化了。他还省书大悦，以示宾客。孔明高人之雅，更衬出云长常人之俗。用现代话说，在这一点上，他便是一位十足的个人英雄主义者，骨子里带有小生产者意识。缺乏政治头脑，便成为他的悲剧的主因，越到后期越明显，而在华容道已大加显露。以私废公当然是对共扶汉室政治原则的背叛。可是他又置军令状于不顾，报恩心切，重义如山，轻命若纸，超越了封建君臣伦理观念与个人功利思想，又显现一种人性的纯良，因而又增加了人物的深度和力度。人物弱点反为人物增加了血肉。作者用义释二字肯定了他的人物行为的正义性，正好标明封建社会所谓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前期关羽的悲剧性，和生活里有了曹操这个亦敌亦友的社会关系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后期的悲剧性，则在破毁与孙权的联盟，化友为敌。如果说前期认敌为友，那么后期则是认友为敌。在三国争鼎的斗争中，他身当关系蜀汉前途命运的重任，镇守三强必争的战略要地荆州。可是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战略方针问题，他始终未弄明白。尽管他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但他毕竟不是战略家，却担当了超出他负荷限度的战略重任，失败成为必然。
　　三足之势既成，弟兄们有了根据地，结束了往日奔流生涯，关羽的生活，进入后期。他不断开疆拓土，战功显赫，擒于禁，斩庞德，逼樊城，威震华夏，逼得曹操欲迁都以避其锐，可谓盛矣！随着功业的发展，环境的变迁，他刚而自矜的性格弱点亦随之而恶性膨胀，于是刚愎自用，骄傲轻敌，在胜利的高峰一下坠入失败的深渊，酿成失地杀身之祸。从此，他的国家亦由盛向衰，可谓惨矣！
　　荆州之败，与其说失之军事，毋宁说失之于政治。首先是违背了孔明嘱咐他的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八字方针。他不解联吴的政治意义。东吴求亲，拒之已足，何竟出恶言虎女焉配犬子来伤人！既骄且妄，恶化两国关系，招致吴魏联军的夹击，终至一败涂地。其次是用人不当，内部反叛。误用傅士仁、糜芳分守公安、南郡，埋下隐患。同时，随着形势的变化，心理消极因素亦日益增长，以至武勇与骄纵，自信与自恃，威猛与狂妄，果敢与逞强，坦荡与无谋，正直与偏执、憨厚与愚鲁等等，在他身上相与交混，无从分解。轻视陆逊为孺子，吕蒙才得以白衣渡江；素好受人奉承，才轻上东吴卑词厚礼之当；也由于心底过于纯良，不相信人竟会如此地不讲信用。在阴谋诡计面前，则近于愚；愚则愚，愚中见憨。深信徐晃往日之交，以为人皆念旧。当徐晃宣令：若取得云长首级者，重赏千金时，他似乎是不相信自己耳朵地惊叫起来：公明何出此言？致遭大败。在危急时刻，他拒王甫不走小路（恐有埋伏）之谏，仍斩钉截铁回答：虽有埋伏，吾何惧哉！自恃到此，迹近愚妄。然硬汉子气概，却为人物的性格化增色。
　　悲剧性的结局使人物性格进一步深化，英雄本色得到集中表现。困麦城，已走投无路，面对死亡，大义凛然。正色回答诸葛瑾的劝降说：吾乃解良一武夫，蒙吾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义投敌国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殒，名可垂于竹帛也。其言也金声玉振，其骨也铮铮挺立。败则败矣，豪气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