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利康也撤了！跨国药企中国研发中心集体溃败，最短寿命仅6年

　　文张铃编锦瑟
　　本土药企和跨国药企正面厮杀
　　3月10日，迪哲医药向上交所提交的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得受理。至此，阿斯利康的研发团队总算有了一个归宿。
　　2017年11月，阿斯利康剥离中国的临床前研究业务，随之迪哲医药成立。阿斯利康原来的中国创新中心（ICC）几乎所有研发人员均加入新公司，ICC负责人张小林出任迪哲的首席执行官。阿斯利康和国投创新一起，成为迪哲的大股东。
　　ICC创建于2007年，原是阿斯利康全球四大研发中心之一，十年来，ICC不是没有过辉煌的时刻：这里承担过肺癌新药泰瑞沙在中国的研发。即便如此，仍免不了被分拆的命运。
　　知情人士告诉健识局：阿斯利康以获批的土地和实验楼入股迪哲，完全抛弃了在华的研发中心。
　　饶是如此，阿斯利康还算是外资药企研发中心撤退潮中处理得最好的一家。和其他企业的简单关闭不同，阿斯利康的分拆模式得到员工的认可，没有出现裁员潮，过渡也比较平稳。
　　但不是每家撤退的企业都能考虑员工的感受。上述知情人士称：现在行业里还在到处找工作的，很多都是某瑞士药企研发中心解散后的科研人员。
　　从2004年罗氏建立中国研发中心开始，研发中心就成为外资药企是否看好中国市场的投名状既然都宣称中国是重要的战略市场，那么就应该把制药企业最核心的研发环节也放到中国来，而不仅仅是在中国卖药，这是政策制定的大逻辑。
　　当然，外资药企也乐于在中国开展研发工作。一方面这些研发中心通常针对中国未满足的疾病进行定制研发，另一方面，中国人力、政府等各种资源也为外资药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以上海为例，2000年7月28日，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上海市科委联合下发了《上海市外资研发中心认定扶持政策》，明确对开设在张江的生物医药产业外资研发机构给予政策倾斜，这一扶持政策一直持续至今。
　　2020年11月2日，上海市政府办还下发了《上海市鼓励设立和发展外资研发中心的规定》，继续释放税收、土地、补贴、人才引进等多方面的优惠。
　　那么如今，这些外资企业的研发中心为什么要撤呢？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楼塌了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一开始敲锣仪式有多热闹，最后关门裁员就有多低调。
　　1997年5月，诺和诺德在北京成立研究发展中心，掀开了外企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序幕。回顾这些研发中心成立时的盛况，令人不免有些唏嘘。
　　2003年10月10日，礼来中国研发中心正式落成，甚至请出了退休不久的科技部原副部长惠永正担任研发中心负责人。
　　2006年，诺华在中国建研发中心时表示：将中国研发重心放在肝癌上，并认为自己的研究能够和中医结合。
　　2007年，葛兰素史克规划中国研发中心时曾放出豪言：要在10年之内，扩展到千人规模，使上海的研发中心与伦敦和费城的规模相当。
　　同年5月，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落成，时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尼森说：中国研发中心将开展从头到尾的药物研发，从靶点发现、临床研究直至药品注册。
　　2010年，阿斯利康曾透露，选择在上海建研发中心的初心并不仅仅是研发，而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病人和医疗的本地需求。当时，阿斯利康在海外的部分研发中心正在陆续关闭，时任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艾达生说：当然，我们不会关闭做得好的研发中心。
　　如今，这些当年风光无限的外资药企研发中心都已经关闭：
　　2018年9月，诺和诺德宣布重组全球研发中心，作为转型的一部分，丹麦和中国的研发中心共裁掉约400名员工。
　　2017年9月，礼来制药宣布关闭其位于上海张江的中国研发中心。几个月之后礼来成立了中国创新合作中心，改为和本土药企、学术机构合作研发药物。
　　2017年8月，葛兰素史克宣布裁撤中国研发中心，将其中的研发项目转入美国研发中心。
　　2016年，诺华解散了中国生物药研发团队；2018年，诺华宣布将终止抗生素、抗病毒药物的早期研发，并裁员140人。
　　艾伯维是这些外企里面中国研发中心寿命最短的一家，2009年3月，艾伯维的前身雅培公司中国研发中心成立，成为该公司全球7个研发中心之一。2015年，艾伯维关闭了中国研发中心，前后只存在了6年。
　　跨国药企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不外乎几种情况：将一部分非核心研发工作转移到中国；试图研发出中国迫切需求的新药；或者将中国更常见的病种研发放到中国，比如默沙东就侧重在中国研究中国常见的肝炎等疾病。
　　不过，这些研发中心没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回报。时间和资本不断投进去，却没能研发出一批中国特有的创新药。
　　表面光鲜、各藏私心
　　难以为继并不奇怪
　　中国研发中心在跨国药企内部的地位始终比较尴尬，只在特定领域有研发优势，研发成本并不低，投入产出比也不高。
　　这种情况下，往前走很难，后退也很难。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研发中心对某些跨国药企来说，成了一种近乎鸡肋的存在。成本是原因之一，在华兴建研发中心的投入成本越来越高，土地、人力、跨国管理等成本都在上升。
　　2013年7月，葛兰素史克爆出商业贿赂案，此后政策趋紧，裁掉盈利能力不足的研发中心成为跨国药企控制成本的方法之一。
　　但对于资金雄厚的跨国药企来说，这显然只是表面原因。有消息称，这些研发中心被跨国药企放弃，更重要的原因是研发生产率危机，投资回报率不足，没能做出达到国际水准的研发成果。
　　2017年，某跨国药企大中华区CEO在媒体公开表示：研发中心成立后，很多预期难以实现，临床前研发非常困难，甚至只能跟着总部研发屁股后面打杂，深入的开创性研究和新药的发现都很难，顺理成章地成了裁撤的重点。
　　这种水土不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各家始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存有疑虑，不轻易将核心业务放到中国，自然也很难做出核心的成果。另一方面，外资药企在华研发中心的初心里，其实还有些私心。
　　外企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企业为了加快新药在中国的上市速度。过去，中国新药审批有个不成文的说法，即：纯进口新药审批一般会比国际上慢一个节拍。这当然是出于用药安全性的考虑，同时也有鼓励国内企业创新的意味。
　　但外企在华开设研发中心后，临床研究能全球同步，在中国的申报节奏也加快了。这是众多研发中心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2017年6月1日，中国正式加入ICH。ICH即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宗旨是建立关于药品安全、有效和质量的国际技术标准和规范，从而减少药品研发和上市成本。加入ICH后，中国与欧美的研发数据结果可以实现互认。这让跨国药企投入巨资在全球设立多个研发中心变得不那么必要。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药企也不停地加入研发混战，各路资本也开始进入生物制药领域，这不仅扰乱了外企研发的节奏，更搅动了军心。
　　外资药企研发中心关停潮到来之前，人才流失大潮已经悄然开始：据不完全统计，辉瑞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谭凌石、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陈力、赛诺菲亚太研发中心总裁江宁军、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负责人臧敬五等人，都先后离职，创立或者加入华领、基石天境生物等本土创新医药公司。
　　不挣钱、没产出、小算盘失算、人才流失外资药企的研发中心难以为继，也就不奇怪了。
　　合作盈利渠道广泛
　　研发中心渐成鸡肋
　　一些外资药企的研发中心还在承受着上述压力，但更多的外企，已经逐渐走上了不同的选择道路。
　　2月底，阿斯利康代理君实生物PD1的消息轰动业界。同样拥有PD1类药物的阿斯利康帮君实卖药，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君实的PD1拥有阿斯利康所不具备的价格和适应症优势。
　　和10年前不一样，如今重磅单品不再是外资巨头们的独创，相反，大外企很难持续拿出惊艳世界的品种，世界制药行业格局正在悄然变化。别说中国研发中心了，就连这些外企的全球总部研发基地，恐怕都没把握能拿出重磅药物来。
　　如今，药企越来越多地选择战略合作的方式做新药，将研发的某一阶段与外部协作不失为更高效的方式，这当然包括早期研发。因此研发中心的关闭是自然而然的。
　　而且，中国的开放程度在进一步加大。3月8日，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发布《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化学药品药学研究与评价技术要求（试行）》，未来，境内外数据可以统一标准，研发中心存在的意义进一步减少。
　　选择退出中国研发领域，这些外资巨头显然是有着充分考虑的。2017年，美敦力中国研发中心高级研发总监李元勋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各大跨国药企研发中心存在竞争，一旦选择出局，再入场的成本将会很高。
　　我们有理由相信，跨国药企选择进入中国做研发，是一个时代的开始：那些年里，巨头们的高歌猛进，映照着本土企业的野蛮生长。
　　我们也该相信，跨国药企选择撤出中国研发团队，正在按下另一个时代的启动键。接下来的这些年，巨头们可能会收缩，可能会倒下，世界医药行业市场格局将会有很大的变化。
　　大戏永不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