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述一我这个人我被判死刑也不后悔

　　有些评论者指出，我的小说《群魔》采用了那个有名的涅洽耶夫案件中某些情节，但小说对该事件的人物和细节没有作符合实况的描写，只是撷取了某些现象来说明它为什么会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这不是描写一个奇闻轶事，一个莫斯科发生的事件，而是在作社会现象分析。我认为该评论说得很对。这部小说确实没有按照实情来描写涅洽耶夫以及其牺牲品伊万诺夫。小说中的涅洽耶夫跟那个实际存在的同名者并不相同。我只是以小说的形式提出一个问题，并尽量给出明确回答：在我们这个处于转型期的现代社会，涅洽耶夫分子（而不是涅洽耶夫）是怎样产生的，他们是怎样网罗自己的信徒？
　　有些人认为，涅洽耶夫分子一定是白痴，是白痴一样的狂热分子。真是这样吗？我这里不谈涅洽耶夫，只谈通常意义上的涅洽耶夫分子。有些涅洽耶夫分子确实是思想悲观，性情忧郁，行为堕落，热衷阴谋活动，有强烈的权力欲，在表现个性方面达到病态的程度，但他们为什么一定是白痴呢？情况恰恰相反，他们之中真正令人生畏的人物大都性格成熟，处事老练，很有教养。或许你们以为，一个人只要获得知识和科学，拿上大学文凭，就对真理有了终生不改的认识，足以抵御种种诱惑、情欲和犯罪。在你们看来，这些学成毕业的年轻人就成了一尘不染、类似教皇的人物。
　　难道你们真的以为，涅洽耶夫网罗的信从者一定是些不三不四的人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自己可以说是一个老涅洽耶夫信徒，我曾站在断头台上被判处死刑。但我是同一群很有教养的人站在一起的。这些人几乎个个都是大学毕业，其中有些人后来还成为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涅洽耶夫的信徒并非都是不学无术、鸡鸣狗盗之辈。
　　也许你们会反驳说，我根本不是涅洽耶夫信徒，只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就算我只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其实这一名称是很不准确的，因为有许多人其作为跟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样，却不但没有上断头台，还毫发未损，一辈子平平安安，他们完全不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在这一历史案件中，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彼得拉舍夫斯基身上，这就是我想予以解说的），你们怎么就能认定，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就不可能成为涅洽耶夫信徒，即在某种境况下会像涅洽耶夫一样行动呢？当时还难以想象这样的境况，因为时代不一样。不过这里我只是在谈自己。也许我永远不会成为涅洽耶夫，但我不能保证自己在年轻时不会成为涅洽耶夫信徒。
　　我首先讲到自己，为的是有权利去谈别人。不过我还是只谈自己吧，在讲别人时，也只是泛泛而谈，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完全从抽象意义上谈。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件早已成为历史，我现在提到它，是从否定意义上讲，而且是抽象的，这样说来应该没有什么坏处吧。
　　我可以说，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中没有一个怪物和骗子（无论是那些站在断头台上的人，还是那些平安无事的人，都一样）。我想，这一点是不会有人反对的。这都是一些很有教养的人，这一点，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大概也不会有人反对。我们这些人中，很少有能与那些深深影响年轻人的思想观念进行斗争的。我们深受当时理论社会主义的影响，而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在欧洲尚未产生，欧洲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甚至还驳斥了它的存在。
　　当时我们纯粹是从道德角度来了解社会主义的。刚刚产生的社会主义常被其领袖们拿来跟基督教作比较，从时代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角度对基督教进行修改和完善。当时在彼得堡，我们十分赞赏这些新思想，认为它们神圣而崇高，是整个人类的必然法则。早在1848年巴黎革命之前，我们就完全被这种思想所影响。1846年别林斯基就向我述说了这一新世界的详情，阐释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神圣性。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基石即基督教自身是不道德的；宗教和家庭是不道德的；私有制是不道德的；民族应该被消灭，祖国应该被轻视，因为它们阻碍了人类发展为大同世界。这样一些思想不但是我们无法抵制的，还被冠以无私忘我的美名征服了我们的头脑。这种思想对我们诱惑力最大的地方，是它的目标特别高远宏大，而实际上该思想根本解决不了这么重大的问题。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这里不仅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还泛指当时深受影响、后来又激烈否定这种空幻思想的人，还不能知道自己的病根是什么，因此无法跟这种假借改革和复兴之名而行破坏和灾难之实的东西作斗争。我们完全不考虑祖国的存在，一门心思关注着这种美妙思想的变化以及欧洲各种重大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涅洽耶夫的凶杀行为并不能唤醒我们沉醉的头脑。
　　杀人者涅洽耶夫向其信徒说，伊万诺夫在莫斯科被杀是一起政治事件，是完成未来伟大的共同事业所必需的。否则就很难解释，那些年轻人怎么会认可这种可怕的罪行。在我的小说《群魔》中，我想描写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诚实淳朴的人也可能被吸收进来干这种可怕的罪恶勾当。令人感到恐怖的是，在我们国家，那些犯下最为卑劣可怕罪行的人，往往并不是恶魔。这种情况并非我们国家特有，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并且永远这样，只要时代处于世纪之交，社会在转型，人们生活发生巨变，悲观和怀疑主义盛行，社会信念动摇，情况都会是这样的。不过我们这里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也最具病态特点。对于我们来说，最为可悲的是，其实我们并非恶人，却自认为是恶人，并干出确实是罪恶的事情来。
　　跟其它年龄段的人相比，年轻人并没有得到特别的保护。那些长辈作为其保护人，只是要求他们努力学习并立即具有坚定而成熟的信念，而这是连长辈自己也做不到的。现在这一点更不可能做到。年轻知识分子所生活和成长的家庭，往往充斥着浮躁不满的气氛，家里人大都愚昧无知，而且态度粗野；这里孩子能够听到的只是毫无顾忌的否定一切，否定一切高尚的东西，而代之以物质利益方面的考虑；孩子得不到任何必要的基本训练，既没有来源于自然的真理，也没有尊重祖国的意识，更没有将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年轻人怎能获得真理、形成正确的生活方向呢？这样一来，罪恶就开始产生，它来自传统观念的积淀，来自本民族对于独立思想的长期压制，来自人们对于自己作为俄罗斯人的自卑感以及获取欧洲人称号的虚荣心。
　　我们这些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站在断头台上，听着对我们的判决，一点也不后悔。当然我无法证明所有人都是如此，但至少大多数人都没有抛弃自己的信念，并以这种抛弃为耻。我这样说是不会错的。这个事件早已过去，只留下一个问题：这种顽强固执、不知悔改是否表明，他们都是些秉性恶劣、没有教养、好勇斗狠的人呢？不对，我们并不是好勇斗狠的人，也不是秉性恶劣的年轻人。向我们全体宣读执行枪决，这一宣判决不是闹着好玩的：几乎所有被判刑的人都相信，它一定会被执行的，因此我们至少经受了等待死神来临的无比恐怖的10分钟。在这最后时刻，我们出自本能深刻反省自己，回顾这短暂的一生，也许我们会对深藏在内心的某些事情忏悔，以解除良心的责备；但对于导致判刑的事业，对于指导我们行动的思想观念，我们不但不要求忏悔，它们甚至成了净化我们灵魂的东西，使得我们的死成了一种殉难活动，从而让我们获得拯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是处于这种状况。流放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痛苦并没有让我们屈服；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们屈服，正是我们的信念支持着我们活了下来。改变我们观点、信念和精神的，是另外的东西（我这里只是涉及我们当中一部分人，他们的信念改变已经广为人知，并被其行动所证实）。这东西就是：跟人民的直接接触，在共同的苦难中跟他们结成兄弟般的关系，跟他们地位相当，甚至相当于他们的最低层。
　　我要重复说明的是，这种情况并非是一下子发生的，而是经过了很长时间，逐渐发生的。就我本人而言，要寻找人民的根、理解他们的内心、接纳他们的精神，是比较容易一些。我出身于一个俄罗斯家庭，家里人虔信宗教，从懂事起就能理解父母对我的爱。我很小就会读福音书。10岁时我就已经熟知卡拉姆津写的所有主要的俄罗斯历史事件，这是父亲每个晚上都要念给我们听的。每一次去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寺院朝拜，对我来说都是一件十分庄严的事情。这样的回忆也许其他人不会有。我常常自问：现在的年轻人能从童年获得什么印象呢？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对可悲的现实境况视而不见，因为自己就在这不幸之中；我也不可能对体现在自己面前的人民精神漠然视之，傲然处之；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无法看清楚国内那些被视为光明和真理的东西其实都是虚假和错误的，那么，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跟人民的隔膜更深，而且代代相传，彼此的鸿沟会越来越深广，他们又会怎么样呢？
　　作家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