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豫让论原文和翻译

　　豫让论
　　明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
　　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注：豫让，战国晋人，生卒年不详；为晋智瑶（即智伯）的家臣，赵、韩、魏共灭智氏后，曾入赵襄子宫中刺杀襄子，被俘获。后豫让改名换姓，以漆涂身，吞炭使自己变哑，改变形象，谋刺赵襄子，又被捕，伏诛前，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呼天击之，遂自杀。事见《战国策赵策一》。
　　5。解释文中加点的词。（4分）
　　忠告善道道：垂光百世垂：
　　以众人待我众人：庶几复悟庶几：
　　6。请从正反两个方面概述方孝孺对豫让以死报智伯的行为的评价。（2分）
　　7。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豫让本来是中行氏的部下，中行氏败后又投身为智伯的臣子。方孝孺和豫让都没有认为这是不忠的表现。
　　B。方孝孺认为，豫让之不忠，表现在在其位不谋其政。听任智伯因贪欲而亡，却袖手旁观，没有作为。
　　C。方孝孺认为豫让没能为智伯报仇，杀死赵襄子，只能斩衣而死，根本不配被称为国士。
　　D。豫让之所以不惜以死来为智伯报仇，除了要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外，也是为了以其忠义来教育后人。
　　8。把文中划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4分）
　　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3分）
　　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3分）
　　参考答案
　　5。道：引导。垂：流传。众人：常人，一般人。庶几：或许，差不多。
　　6。方孝孺肯定豫让为智伯而死的行为是忠的表现；但是否定豫让为智伯死后报仇是正确的尽忠之道。
　　7。C。方孝孺认为豫让不配称国士，是因为不能谏主，而非不能报仇。
　　8。可是段规、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割给智伯土地，使他志气骄盛。从而致使他更快地灭亡。
　　直到智伯已死，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
　　那些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变成了君臣，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他们又都是豫让的罪人了。
　　译文
　　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侍奉主人，既然被称作知己，那就应当竭尽智谋，诚恳地加以劝告，巧妙地加以开导，在祸患还未显露时就消除它。在动乱发生之前保住社会的治安，使自己不受损害，主人没有危险。活着是著名的忠臣，死后做高尚的鬼魂，流芳百世，照耀史册，这才是完美的士人。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而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献身自尽，沽名钓誉，迷惑世人，夸耀于社会，这在君子看来，都是不足取的。
　　我曾经因此评论过豫让。豫让做智伯的家臣，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为他报仇，名声显赫，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唉！豫让的死当然可以称为忠了，可惜，在怎样死的方式上还有不忠的表现。为什么呢？看他漆身吞炭，对他朋友说：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这能说他不忠吗？等看到他连续三次跳起来，用剑来刺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就此而论，豫让就有不足之处了。
　　段规侍奉韩康子，任章侍奉魏献子，并没有听说待他们如同国士，可是段规、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割给智伯土地，使他志气骄盛。从而使他更快地灭亡。郗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没有待他如同国士。可是郗疵却能洞察韩、魏的企图来劝谏智伯。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灭亡，但是郑疵的智谋忠告，已经是无愧于心了。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了，所谓国士，是为国家济困扶危的人。当智伯对土地贪得无厌之日，放纵情欲，荒淫暴虐之时，作为豫让，正应竭力来尽自己的职责，耐心地劝谏自己的主人说：诸侯大夫应各自安心守着自己分内的土地，不要互相侵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如今，无缘无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给，就要产生忿恨之心；人家给了，就产生骄横之心。忿恨必然会引起争斗，争斗必然会失致；骄横必然傲视一切，傲视一切必然导致灭亡。’非常耐心诚恳地劝谏，一次不听，再来第二次，第二次不听，再来第三次，第三次劝谏还不听从，再把那伏剑而死的行动安排在这个时候。这样一来，智伯虽然顽固愚昧，但受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重新醒悟，从而与韩、魏讲和，解除赵国的围困。保全智氏的宗族，使他们能香火不断，延续不绝。假如这祥，豫让即使死了也像活着一样，难道不胜过斩衣然后自杀吗？
　　豫让在那时，甚至连一句开导主人，使他醒悟的话都没说。看着智伯的危亡，就像越人远远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样。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的报答竟然能像这个徉子吗？直到智伯已死，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
　　虽然这样，但用国士的标准来评价豫让，豫让的确是不配的了。可是同那些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变成了君臣，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相比，他们又都是豫让的罪人了。唉！
　　赏析：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