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海遗址群7000年前的先民从何处来？

　　寻访仰韶遗址（上）
　　岱海遗址群：7000年前的先民从何处来？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1921年，河南省仰韶村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始。仰韶文化存在于距今约70005000年的黄河中游地区，其遗址主要分布于今河南、陕西、山西、甘肃、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等省份。
　　作为仰韶文化北扩的重要区域，内蒙古发现了丰富的仰韶时期遗址和文物。仰韶文化发现百年之际，记者沿着其北扩的路线，寻访两代内蒙古考古人发掘的遗址，尝试还原一个鲜活的仰韶时代。那灿烂的2000余年，或可回答先民们从哪里来？曾怎样生活？又怎样走进历史长河？
　　如今的王墓山遗址是一片稀疏的林地
　　农耕渔猎的史前生活
　　如今的王墓山遗址，是一片用围栏围起的缓坡，长着稀疏的树木。若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的提醒，看起来毫不起眼。这里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西北17公里处，北距岱海南岸2。5公里，是岱海遗址群内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10月中旬，凉城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红明带领我们来到这里寻访。
　　方红明介绍说，在王墓山的西北坡，自下至上依次分布有三处时代不同、内涵各异的文化遗存，因此被分别命名为王墓山坡下、坡中和坡上遗址。从500米以内的三处遗址发现可以推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曾先后有三批人群迁移至此生活，留下那个时代的宝贵痕迹。
　　方红明介绍仰韶石器陶片
　　爬上距王墓山遗址600多米的石虎山的山顶，便可一览岱海全貌。作为内蒙古第三大内陆湖，岱海的面积约50平方公里，而在仰韶文化时期，它的面积是现在的4倍。岱海周边出现众多遗址，是因为先民们依靠着岱海及其周围良好的自然资源。
　　石虎山遗址
　　石虎山遗址是内蒙古中南部发现最早的仰韶文化早期代表性遗存，现在还有着当年考古发掘留下的痕迹，以及散落地表的红色陶片和石器残片。方红明捡起一块类似陶罐口沿处的红色陶片，指着两个对称的小圆孔告诉我们：这两个小孔，有可能是陶器破损后，先民用于修补时打下的。
　　穿越数千年的漫长岁月，这些残破的陶片和石器，仍留在主人生活的地方，仿佛它们的主人昨天还在这里热火朝天地生活着。
　　根据考古发掘推测，在距今约6000年前，岱海周边曾是温暖湿润的宜生活区域。从中原地区迁徙至此的先民们，在向阳的山坡上建造半地穴式房屋。他们以农业生产为主，兼以捕鱼和狩猎，手工业生产水平和规模不断提高。他们使用的陶器有泥质陶、夹砂陶和少量的砂质陶。夹砂陶大多为炊具，泥质陶则做为容器和汲水器来使用，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他们的生活用品有了一定的结余。
　　距今55005000年间，人类发展在内蒙古中南部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遗址开始出现了环壕，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稳定的部落存在。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房屋内出现用于储存物品的窖穴，应该是随着物品剩余量的增加而产生的。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面积较大的房屋，据此推测，当时出现了举行祭祀或议事的公共活动空间。
　　随着仰韶文化快速地发展和气候的变迁，社会结构在逐渐发生着变化，数百年后仰韶文化逐渐走向没落，取而代之的是龙山文化的崛起。
　　考古工作者的探索之路
　　在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文化遗址中，岱海遗址群是个颇有典型意义的小区域文化遗存。从考古成果看，岱海遗址群在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具有代表性和显著性；从考古方法看，内蒙古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在岱海周边小区域内，以文化谱系的建立为基础，运用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开展综合研究的方法，创造了中国区域性考古研究的范例，在当时走在了全国考古工作的前列。
　　岱海遗址群出土的仰韶时期陶器（资料图片）
　　岱海遗址群出土的仰韶时期火种炉（资料图片）
　　我们寻访岱海遗址群的前生今世，就像在两个时空维度中穿梭：一个维度，是六七千年前，这里人类的迁徙和融合的风貌；另一个维度，则是内蒙古两代考古人逐步还原历史的探索过程。
　　说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考古成果，离不开考古学家田广金的名字。1965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田广金，放弃分配到家乡辽宁的机会，来到考古工作刚刚起步的内蒙古，成为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即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的一名考古工作者，并逐步成长为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理事会理事、文化部优秀专家。
　　王墓山遗址发掘现场（资料图片）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鄂尔多斯研究了十几年中国北方畜牧游牧民族文化起源和发展的田广金，将工作重点放在研究内蒙古史前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和人地关系上。1982年以后，田广金的研究区域转移到岱海地区，先后带队发掘了王墓山坡下、王墓山坡中、王墓山坡上、石虎山、老虎山等遗址，逐步建立了岱海地区乃至内蒙古中南部史前文化的谱系。
　　田广金（左）在岱海遗址群发掘现场（资料图片）
　　田广金在岱海地区运用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创造了中国区域性考古研究的范例。在他任职期间，内蒙古的文物考古事业在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环境考古、聚落考古、多学科合作以及国际合作等多个领域，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然而，田广金不满足于文化谱系的梳理，不满足于聚落形态的揭示，甚至不满足于对古代社会状况的复原。他想知道的是，这一切后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发掘研究鄂尔多斯的朱开沟遗址时，这类问题就开始困扰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和北方从事畜牧业生产生活的群体是从何而来？一直到老虎山等遗址的发掘，考古学界才逐渐发现，北方从事畜牧业生产生活的群体是由长城沿线的农业人口转变而来，而由农转牧的原因，可能是气候环境变化造成的。
　　气候造成的人类迁徙
　　内蒙古一批又一批考古人的发掘和研究，提出了对中国北方地区仰韶时期人地关系的全新论断。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北方地区一直是畜牧业区域，寒冷干燥、不宜居住。实际上，北方地区在仰韶时期非常温暖湿润。从后来的考古发掘可以印证，仰韶时期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甚至深入至草原腹地的二连浩特等地，都曾居住过很多农业人群。
　　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进人繁盛时期后，不断向四周影响、扩展。距今7000年前后，岱海地区进入中全新世早期大暖期，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人群相继来此进行农业开发。
　　当时，黄河中游地区人类活动频繁，使得中华文明在这一地区出现繁荣局面。可以说在大仰韶文化范围内，北方与中原同根同源，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
　　到了距今5500年的仰韶后期，气温开始明显下降，随之降水减少。从此，北方地区的农业发展放缓，畜牧业逐步发展。数千年来，内蒙古的中南部地区一直是气候敏感区域，农耕和游牧文明在此交汇融合，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面貌。
　　时至今日，这种融合仍随处可见。在乌兰察布市，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走西口时山西人后裔，这里既有大面积的农耕区，也有以畜牧业为主的旗县。奶茶、手把肉和焖面、烩菜同样受欢迎。
　　内蒙古的考古人带我们认识了那个灿烂的史前时代。眺望仰韶时代先民生活的这片土地，岱海波光粼粼，夕阳下牛羊归圈，远处庄稼已经收割，仿佛那个鲜活的仰韶时代并未走远。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查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