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的青春往事

　　咚咚咚，然后是哗的一声爆裂。
　　每天早上都会有这样固定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知道那是灶上做饭的孙师傅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在用锤子砸煤块。一下，二下，三下，在清晨，煤块破裂的声音有些尖利和清脆。我宿舍的窗户正对着那些煤堆，所以这样的声响进入我的耳膜时，就显得清晰而惊警。
　　那时，我刚过二十岁的生日。年青，单纯，对未来看不清楚，但不缺乏对未来想象的激情。我上班的单位是一家老牌的国营公司，位于县城西街的一个小巷里，粗糙而刻板的建筑，看上去有些灰暗和冰冷。八十年代末，它已经显现出了衰败的迹像。但我去的那年，国家出台了一项扶持政策，使它像一个回光返照的老人，经济效益又好了起来。白天它像个赶集场，热闹、喧哗，人来人往。而在晚上，则人去院空，静谧而冷清。我蜗居在一间虽简陋但可以单独使用的居室里，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寒伧、冰凉的气味，合叶锈蚀的木窗，暗黄的木质天花板，晚间有老鼠在上面窸窣行走，坑洼的黄砖铺成的地面，半截子土坑，被子零乱，有点肮脏，被头有隐隐约约的油污。枕头上扔满了杂志和书本。房间里有一张旧写字台，一把旧椅，油气剥落，到处是被时光磨损的痕迹。我在财务股做统计兼出纳，高中的同学张淑宜和我在一个办公室上班，她做记帐员（现在已是一家骨干企业的财务主管）。我的几个年青同事，如业务股的马彦子、高志伟，人秘股的小刘（名字我已经忘了），还有经营部的小石，那时都是未婚，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因为没有别的去处，别人下班都回家了，我们几个挤到门房值班室的看电视，打逗或说笑，几颗黑黑的脑袋互相抵着，看起来像在策划一次阴谋。有时我们几个也会或坐、或站地出现在同院住着的在滨河酒厂财务科上班的小何的宿舍里，就像是事先约定好了。相互间故作轻松地说着并不好笑的笑话，对我们郑重其事的造访，她除了感到困窘而意外，脸色并没有特别的不悦之处。当然，去她宿舍，只是为了开开玩笑打发枯燥生活，抑或混她的饭吃。彼时尚无追逐她的动机和心理准备。后来，我和她之间曾有过短暂的往来，但很快就像书页一样的翻过去了。二年后当我调离这个单位时，听说她和我的另外一个同学结了婚。我那同学在酒厂做销售科长，变得很有钱，再后来她随老公去了省城，再也没有见过面。现在想来，曾经的一切就如观看某一片段的老旧电影一样，沉旧而驳杂。
　　夏天，县城的西街通常是很热闹的，涌动着行人，车辆，噪杂，来去匆匆。路两边分布着工行、建行、医药公司、财政局、五0一站、中医院、县生产资料公司等大大小小的七、八家单位。这些单位的楼房大多只有四、五层，六层的就是县城里最高的建筑了。楼宇之间还夹杂着许多民舍，低矮的屋脊上荒草披拂，看上去朴素而原生。临街的门面房全部出租给了个人，理发店，小吃铺，药店，花圈店、修车铺和卤肉店一家挨着一家，当然还有修鞋的，卖凉粉的，卖冰混的，卖水果的，一到夏天遮阳伞飘得满街都是，这些固定的元素围绕着我每天的必经之路。那时我常去巷道口的一家小商店买日用品，老板是我上初中时一个谭姓同学的姐姐，并不漂亮的她常坐在柜台后面，眼神空洞地看着马路上来往的汽车、行人；不大的货柜里摆放着香烟、小食品、饮料、方便面和啤酒、白酒，货柜后面大大小小的纸箱子从地上一直码到天花板。进来人买东西，她站起来只是微微一笑，从不说过多的话，不知道心里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有时，我会说你这屋太暗了，应该拾掇一下。她微微的点头，眼睛盯着我递给她的纸币正反看，怕我给她的是假币。
　　三十年前的阳光，与现在一样。上班时，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办公室的窗口囊括了后院的全景。院子里有几棵高大的白杨树。阳光从树叶间洒落，金箔般铺展在地下，闪烁，跳跃，斑驳迷离。偶尔，也会有小鸟在树枝上啁啾唱歌，令人心怡。树后面是车队，我看到车队的师傅们戴着手套，在那里擦车，拆卸机器，和屠宰场师傅的老婆开很黄的玩笑。有时，他们也会把那个女人按在那里，把手伸进那个女人的衣服里，而那个女人边咯咯大笑，边大声的喊叫。每遇这种情况，就会听到隔壁办公室的书记大声的喊，不好好干活，干啥地咧。那边的叫喊声和笑声便嘎然而至。我们办公室里有四个人，一个总会计，一个成本核算会计，外加我和张淑宜。从上班到下班，一旦进入自己的座位，各自便用帐本、会计凭证和各类的报表码起一道墙，然后把脑袋埋在中间，不说一句话。期间只有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响个不停，那时我就很纳闷。一个加上退休人员不到二百人，年利税不到40万元的小公司，怎么就有那么多的账务要处理。闲着的时候，我就看小说，看别人的文章。股长给我找了一些会计方面的书籍，但我只看一下目录就放在一边了。每天早上，我去批发部收款，下午去银行存款。月初将工资表制出来，在总会计那里开出支票，通过银行转到各自的名户下；月末，我将各基层站点报来的数字统计出来，经总会计审核后，向商业局、统计局、税务局等单位报上去。那时，我的兴趣不在会计知识和枯橾的数字里，我的兴趣在写诗上，我常常在岑静的夜晚写作羞于示人的诗歌，然后在第二天便付之一炬。我曾写了多少诗，现在已经不记的清楚了。
　　那时的夜晚比现在要暗淡很多，因此也要冗长许多。县城里除了两条主街，其他地方很少有路灯，有灯的地方就会成为夜晚的中心。电影院，也为我所喜欢。我和马彦子，还有小刘一起，常去县电影院看电影和录相室看录相，不散的烟尘，黑压压的后脑勺，某个部位的蠕动，索取着庸俗的欢乐。那些视觉刺激的东西，让我们认识了女人的身体，也隐藏着青春期里羞于言辞的部分。有时我们也去灯光暧昧的舞厅，看男男女女在一起翩翩热舞。位于县一中什字的工会俱乐部承包给了私人，每天都举办热闹的舞会，那时县城里还没有专门的K歌房，二毛钱一张门票。我们几个也常去，但他们几个不会跳，我在兰州上学时曾学过，虽不精但能绕几圈。我们都鼓足勇气请那些女孩，但她们一个个很羞涩，不愿和陌生的我们跳舞。我试图通过跳舞找一个女朋友，愿望最终也落空了。在那个称得上宁静的小城里，好长时间我都没有谈女朋友。公司经理的老婆在县糖酒公司上班，有一次去她家。她对我说同柜组的小张很不错，朴实、漂亮，要不介绍给我。在经理老婆的撮合下，我和小张曾有过几次接触，她的长相并不出众，但个头高，皮肤很好，和她走在一起，我总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尤其是我怕她在县医院当大夫的父亲，他是一个极其严厉的人，不苟言笑。每次去她家，他总是用一双鹰一样的眼睛盯着我，让我十分拘谨。由于怕他父亲，致使我去她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终天有一天，她嗫嚅的对我说，他爸不同意我们处对象，短暂的恋爱便告终至，现在想来几个月的时间我和她连手都没有摸过。
　　我曾经幻想与我倾慕的一个女同学的相爱，在城西的大河桥上、在影院和我的宿舍里，彻夜拥抱和交谈。我曾给她写过不至一封信，但都如放手于空中的纸鹞，音讯全无，了无踪迹。后来，她出现在我们公司，黑亮的齐耳短发，白皙饱满的面庞，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神情含蓄而忧伤。此后她经常在我的视线中出现，那时我刻意装作的漫不经心，似乎又是别有用心。每次的接触似乎都是巧合，而不是刻意经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慢慢地联系多了起来，每天中午别人下班后，等她的电话似乎成了约定俗成的一项工作。以致股长自言自语，我们的电话费怎么一月比一月多呢？休息的时候，我们相约骑着车子，去城西面的大河沿上玩。河里是挖沙子的人，还有从城里拉来的拉圾。河边有一丛丛的野花，都是那般淡白和淡黄，小朵。河沿的石滩上有我们上高中时栽种的白杨树，已经成林，看上去郁郁葱葱的，很是茂盛。河岸东面有葱绿的菜地，和一个皮革厂。菜地种着白菜、萝卜、葫芦，远远看去，色彩浓郁，清香扑鼻。河西面是上下柴庄的房子和水泥厂，不时传来阵阵狗吠和水泥厂机器的轰鸣声。我们谈生活，谈别的朋友和同学，谈单位上如意的或不如意的事，显得有些愤世嫉俗。晚风像一只跳跃逃窜的黑斑狐，把树叶掀得哗哗作响。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氤氲的夜露缓缓的淘冼着我们。从桥上折回向北，下一个陡坡，走过十分钟的田埂，就到电力公司附近。向东折回走，就到了我们公司。有时，我们还到十字路口的小摊点上吃那时很流行的麻辣豆皮，一串一毛钱，吃的满嘴都是辣味。回到我的宿舍里，我们就听歌，最喜欢听的歌曲就是《追梦人》，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红尘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歌声在沉默处浮荡，也让我在好奇和喜悦的年龄里充满了对爱的幻觉和憧憬。再后来，我也经常造访她家，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人很和善，而且做的拉面很好吃，我隔三差五去她们家混饭吃。我们的交往往往充斥着争执。这种争执是以平静的语速进行的，并佐以长久的沉默。这中间，一种不可挽回的气息在提示着我们的交臂错过。有一次在我房间，她喝了很多的红酒，我送她回家时，绕了很远。快到她家时，她突然哭了起来，说她爱的不爱她，她不爱的却爱她。这句话像一句谶语，把我滚烫的心一下推到了冰窖里。似乎有一种洪荒年代粗粝的声音，在我喉管里堵塞。夜风从我们的肩膀上掠过，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那晚不知我对她说了什么，我现在已不记得了。但回去的那段路，记得我花了好长时间。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还是断断续续地联系着，但我只是把她当做了一个朋友。对于她的后来的所有，我只是怀着审慎的欣赏的态度，从来没有干预到她的生活中。回过头来想，也许是我们年轻得还不懂得容忍，但那些遗忘部分，倒不如说是青春隐匿的秘密。
　　我的隔壁房间，住着一个基层站的同事，他刚结婚，妻子很漂亮，是一个乡供销社的营业员，但没有城市户口，属招聘工一类的。每到晚间，隔壁就会传过来一些他们亲热的响动和丝丝缕缕女人或雄伟或细小的呻吟声，冲击着我的耳膜，折磨着我的忍耐力。在雄性荷尔蒙激发下，让我不由的胡思乱想，久久不能入睡。我睡下又爬起来，睡下又爬起来，反反复复，内心有莫名的焦躁。于是我就渴望着有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后来，我们一起玩的几个人不断加入了恋爱和结婚的行列，先是高志伟和我一个高中的女同学结婚了、然后是张淑宜、小刘，小石也相继的恋爱结婚。马彦子看上了孙师的姑娘，但那姑娘很高傲，看都不看她一眼。为此他很苦恼，常常在喝醉后痛苦不堪。于是我就帮为他出主意，想办法。我陪她在那姑娘上下班的路上等，邀她去吃麻辣烫。后来被孙师知道了，把我说了一通。后来，从三堡站调来的邢X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邢似乎懂事得特别早，像一条猎狗，四处寻找猎物。那时，我们似乎有使用不完的精力。只要在一起，他就就谈起女人，讲他在基层里的站长怎么嫖女人，有几个相好等等。他还神秘地对我说，粉丝厂新招了几个丫头，有一个是从新缰来的，长的很漂亮，要把她搞到手，不能让她给跑了。空闲时间，我就和他去粉丝厂、铬盐厂等几个新建的厂子里游荡，每看到中意的我们就大声的吹口哨，那些姑娘会加快脚步走开，以为我们是社会上的混混。邢的父亲曾当过县X局局长，家庭条件很好，给他介绍对像的人也多。后来他想调滨河酒厂工作，就很劲地追副厂长的妻侄女。那姑娘是个裁缝，在城里的综合市场里开了一家裁缝店。其实，我也认识那姑娘，她和我婶婶家是远方亲戚。圆脸，皮肤油黑，人并不漂亮。过了不久，邢果然调入了滨河酒厂当总务，人也很快的牛起来，偶尔在街上碰到，就说很忙，一大堆事，干不完。
　　1993年底，公司经营的产品完全市场化，加之领导决策失误。致使公司效益低下，工资都发不下来。我们基本没事可做，很长一段时间，我找不到生活的激情，每天的我像个无业游民一样在暮色里无聊的东游西逛，日子一下没有了方向。有时我也去洪水河边，一个人躺在草地上，看着一颗流行闪过，想着谁就这样轻易摘走天堂的花朵。当现实的锋利把我曾经的理想从身上剥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些选择是以疼痛为代价的。次年四月份，在一场春雪落下来的时候，我终于等来了一纸调令，离开了工作三年多的单位。先是在一家企业的驻省城办事处当会计，后来又去陇东销售部任经理。再后来，成了一名公务员，离开了县城，来到了市里。然后娶妻、生子、买房，完成了人生的基本过程。我的那些玩伴们，除了张淑宜经常联系处，其他的大都杳无音信，只是从别人的口中得知他们的一点讯息。而那个高志伟竞像草芥一样，匆匆走完了他三十四岁的生命历程，留给世上的只是一座坟茔。二十年的过去了，生活被驳杂的事物充斥着，有些事让人来不及细想。当年的公司，早已倒闭，曾经的一切，如今已无迹可寻，那些时光已成一地尘埃。穿过记忆的甬道，触摸它隐藏的根部，在已逝的岁月和怀想中，我也已是人到中年。但我青春时的那段时光，之前的懵懂和之后的渺茫，都值得牢记和怀念